愛爾蘭大饑荒，俗稱馬鈴薯饑荒，(failure of the potato crop)是一場發生於1845年至1850年間的饑荒。在這5年的時間內，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人口銳減了將近四分之一;這個數目除了餓死，病死者，也包括了約一百萬因饑荒而移居海外的愛爾蘭人。
造成饑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種稱爲晚疫病菌(致病疫黴菌)(Phytophthora infestans)的卵菌(Oomycete)造成馬鈴薯腐爛繼而失收。馬鈴薯是當時的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次災害加上許多社會與經濟因素，使得廣泛的失收嚴重地打擊了貧苦農民的生計。大饑荒對愛爾蘭的社會，文化，人口有深遠的影響，許多歷史學家把愛爾蘭歷史分爲饑荒前、饑荒後兩部分。在愛爾蘭發生馬鈴薯饑荒時期大不列顛仍從美洲進口大量糧產，其中一部分甚至經過愛爾蘭的港口轉運;但飢餓的愛爾蘭人卻買不起這些糧食，英國政府提供的協助也十分稀少，最終造成高比例的愛爾蘭人餓死。
馬鈴薯是19世紀愛爾蘭人賴以維持生計的唯一農作物，而作爲地主的英國人卻只關心穀物和牲畜的出口。自然災害以及政治壓迫迫使人們揭竿而起，但最終失敗。一百餘萬愛爾蘭人死於饑荒的慘劇激起了愛爾蘭人的民族意識，在它的指引下，愛爾蘭自由國家於1922年建立。
事件過程
從某些方面來看，英國是在愛爾蘭干涉最多的歐洲國家之一。由於缺乏遠見，同時也爲了不阻礙自由貿易理論的發展，英國政府不再打算對這個國家進行必要的現代化變革。這種保守主義也同各自的特定利益和有偏見的對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1845年，關鍵的出口領域同一種發育不良的農作物--馬鈴薯--依存經濟緊緊相連。而當真菌突然出現時，國家便任由其擺佈了。
1845年的愛爾蘭只依賴一種作物:馬鈴薯。150多萬農業工人沒有其他收入來源養家餬口，300萬小耕種者主要都靠馬鈴薯維持生計，而有產階級對馬鈴薯的消費也要比英國多得多。當歉收時，當然也是那些農村的窮人們承擔的風險最大。
1845年收到真菌災害的收成是10月-11月，國家東部較爲富庶的地區遭受的打擊最爲嚴重，從那裏，病害向西部蔓延。整株整株的幼苗還沒等到收穫就腐爛了，家家戶戶一年的儲備喪失殆盡。
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依然篤信宗教，在那裏，人們試圖使天主教和地質學、植物學或經濟學等新興科學統一起來，像馬鈴薯病這樣的災害，反映了《聖經》中的饑荒觀，只能引起帶有宗教色彩的歧視言論。大部分的英國輿論都戴着宗教的有色眼鏡去考慮問題:襲擊愛爾蘭的"災害"是對奢侈和無憂無慮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極端的言論，把愛爾蘭人正在遭受的災難同他們的宗教"錯誤"聯繫到一起。對許多人而言，教訓很明顯:爲了食用更富有營養的以穀物爲主的食品，應當結束這種對馬鈴薯的"反常"依賴。
1846年夏，馬鈴薯的匱乏超過了最悲觀的預測。300萬人到400萬人因現代歐洲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收成被摧毀而遭受死亡的威脅。只有英國具備足夠的資源來應對災難，對這些資源的正確使用卻需要管理上的明智和政治上的誠意。
1847年夏天，人們收穫到了無病害的馬鈴薯。許多觀察家總結道，饑荒結束了，愛爾蘭現在應該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興。但是，由於植株不多，收成仍然少得可憐。實際上，島上的大部分地區在這一季節並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復甦，飢餓和疾病依然肆虐。
1848年，霜黴病的再次襲擊徹底抹殺了人們的幻想。更爲殘酷的是，霜黴病集中發生在那些已經沒有能力經受第四次饑荒的地區。如果說那些不很貧困的地區的狀況有了少許改善，西部和南部卻經歷了一次與1847年這一"黑暗之年"同樣深重的災難。1849年和1850年，疾病再度來襲，使得一些地區奄奄一息。
在"黑色的1847年"(The Black Forty-Seven)，愛爾蘭科克郡地方官員尼古拉斯·康明斯(Nicolas Cummins)有這樣一段描述:"我走進了一間農家小屋，其場景令我瞠目結舌。6個因飢餓而骨瘦如柴、形同鬼魅的人躺在小屋角落的一堆髒稻草上。我以爲他們已經死了，但當我靠近他們時，耳畔卻傳來了一聲聲低吟。這些'人'還活着……"
在經濟學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一種商品價格上升，該商品需求量減少。這是絕大多數人所共知的道理，也符合理性人行事的假定。但是，1845年在愛爾蘭大饑荒時期，出現了一件奇怪的事，馬鈴薯價格在上升，但需求量也在持續增加。
英國經濟學家吉芬(Giffen)觀察到了這種與需求定理不一致的現象，這種現象也就被經濟學界稱爲"吉芬之謎"，而具有這種特點的商品被稱爲吉芬商品。
愛爾蘭1845年饑荒使得大量的家庭因此陷入貧困，馬鈴薯這樣的僅能維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檔品，無疑會在大多數貧困家庭的消費支出中佔一個較大比重，馬鈴薯價格的上升更會導致貧困家庭實際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變得更窮的人們爲了生存下來，就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對低檔商品的購買而放棄正常商品，相比起馬鈴薯這種低檔商品來說，已經沒有比這更便宜的替代品了，這樣發生在馬鈴薯需求上的收入效應作用大於替代作用，從而造成馬鈴薯的需求量隨着馬鈴薯價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特殊現象。一種商品只有同時具備"是低檔品"和"收入效應大於替代效應"這兩個條件時，纔可以被稱之爲吉芬商品。
歷史影響
愛爾蘭共和國內，一些修正主義歷史學家爲了使愛爾蘭擺脫過去的陰影，極力弱化饑荒的嚴重性，或者強調饑荒的不可抗力。這個觀點從1980年開始就遭到一些更爲切實的研究的置疑。歷史事實既不支持"米歇爾主義"的高聲叫罵，也不同意代之而來的曲意逢迎的陳詞濫調。
饑荒的概念已經深深植根入全體愛爾蘭人的潛意識中。1994年在羅斯康芒郡的斯特羅克鎮(Strokestown)修建的博物館就是在這方面的一個傑出範例。廣大民衆可以看到一系列展覽:通過文本、資料和圖片將饑荒置於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來加以解釋。
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愛爾蘭帶給第三世界的警示是最多的。一些非政府組織列出了19世紀40年代愛爾蘭與第三世界的相同之處。這些組織努力在全世界宣傳饑荒的歷史，提醒人們怎樣的意識形態會招致如此的災難。 "
在大饑荒發生前，移民就早已開始了。但是從1846年末開始，移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之後的10年間，180萬人離開了愛爾蘭，其中有100多萬人是在饑荒期間移民的。這是19世紀最重要的人口流動之一。對這些男女老少而言，與其說是自願的移民不如說是逃難，他們的經歷苦不堪言。
大饑荒對現代愛爾蘭的建設有着重要的影響。很多重要的社會變革都是在1845年前發生的，但是饑荒的衝擊培養了現有的歷史力量，賦予了它們新的意義。不同尋常的人口曲線、一種深刻的精神創傷，以及人口散居各地，卻保持着不變的聯繫。饑荒後的愛爾蘭不同於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