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1746年1月24日-1792年3月29日)，是1771至1792年間的瑞典國王。他是阿道夫·弗雷德裏克之子、卡爾十三世之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的外甥，也是俄羅斯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之表弟。
王儲
1766年，他迎娶丹麥國王弗雷德裏克十世的女兒索菲亞·瑪格達列娜，10月1日透過代理人成婚，並在11月4日親自在斯德哥爾摩完婚。這場婚姻並不美滿，部分原因是雙方性格不合，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太后的干預。二人誕下兩個子女：古斯塔夫·阿道夫王儲和斯莫蘭公爵卡爾·古斯塔夫王子。古斯塔夫需要阿道夫·蒙克協助才得以和妻子圓房，太后甚至聲稱國王不是王儲的親生父親。有傳言指他是同性戀者，並和兩位大臣有親密關係，但瑞典學院成員埃裏克·倫羅特(Erik Lönnroth )指出這傳言並無事實根據。
古斯塔夫王儲在1768年首次主動干預政事，下令支配朝廷的便帽派召開特別會議，希望憲法可以賦予君主更大權力。然而，曾打勝仗的禮帽派拒絕履行選舉前許下會支持古斯塔夫的承諾。古斯塔夫心酸地寫道：“我並不爲在憲法戰役中落敗而感到太難過;令我沮喪的是看見我國腐敗不堪，國祉陷入混亂。”
他熱衷於瑞典國家歷史，爲他身上的血統而自豪：祖母是古斯塔夫·瓦薩和卡爾十世·古斯塔夫的後人，擁有瓦薩王朝的血統。
1771年2月4日至3月25日，古斯塔夫出訪巴黎，當地的詩人和哲學家熱情款待他，高貴的婦女也誇讚他的功德。他和很多人終生保持通信。然而，這旅程並非觀光旅行，而是政治之旅，與當時的盟友法國交好。瑞典宮廷派出密使爲他打點一切，而舒瓦瑟爾公爵也和他討論了在瑞典國內發動革命的最佳方法。他返國前，法國政府承諾會無條件每年給予瑞典150萬鋰的大筆資助，而著名外交官韋爾熱納伯爵也從君士坦丁堡改駐斯德哥爾摩。
回程途中，他在波茨坦探訪舅父弗雷德裏克二世。弗雷德裏克對古斯塔夫坦言，他和俄羅斯、丹麥意見一致，都承諾會保障現行瑞典憲法的健全，並建議古斯塔夫調停紛爭，不要動武。
他出訪巴黎期間，父親阿道夫·弗雷德裏克病逝，古斯塔夫返國後，在5月29日加冕爲王。
政變
回國後，他嘗試調停敵對的禮帽派和便帽派之間的紛爭。1771年6月21日，他在國會的致辭激動人心;瑞典國王已經有一個多世紀沒有在國會以母語發言了。
他強調所有黨派都須拋開敵意、共同合作，並以“自由人民的第一公民”身份爲劍拔弩張的兩派調解糾紛。兩派曾合組內閣，但這完全是不設實際的，因爲兩派都認爲這種愛國行爲無異於自我否認。操控朝政的便帽派試圖奪取國王的權力，使古斯塔夫三世考慮發動革命。
朝政受便帽派支配的瑞典，專注俄羅斯副總理尼基卡·伊凡諾維奇·潘寧(Никита Иванович Панин)推動的“北方體制”，似乎逐漸落入俄羅斯的圈套。古斯塔夫三世認爲只有政變使瑞典保持獨立。
這時，芬蘭貴族雅各布·馬格努斯·斯普雷特波爾滕(Jacob Magnus Sprengtporten)遭受便帽派的打壓後，謁見古斯塔夫三世，提議發動革命。他負責突襲斯韋阿堡要塞，控制芬蘭後便會往瑞典本土進軍，與國王和忠臣會師於斯德哥爾摩附近，從而迫使國會接受新憲法，撤除對國王的所有限制。參與革命的還有同樣遭便帽派打壓的約翰·克里斯托法·托爾(Johan Christopher Toll)，他提議在南方的斯科訥發動另一次起義，控制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城堡。經過討論後，他們決定芬蘭起義後數天，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就公開反抗當時政府。
國王的弟弟卡爾公爵調動了南方所有城堡的駐軍，假裝要鎮壓克里斯蒂安斯塔德的叛軍，但他抵達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後隨即加入起義軍的行列，往北向首都進軍。與此同時，斯普雷特波爾滕東赴芬蘭。
革命經費完全來自法國銀行家尼古拉·博容的借款，由瑞典駐法領事克路茨負責籌集。
1772年8月6日，托爾以虛張聲勢的戰術奪得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城堡;斯普雷特波爾滕10天后也成功突襲斯韋阿堡，但逆風使他難以往斯德哥爾摩進軍，而同時發生的一件事使他根本不須動身了。
8月16日，便帽派首領圖爾·盧德貝克(Ture Rudbeck)到達斯德哥爾摩，通報南方發生叛亂的消息。古斯塔夫感到被敵人重重圍困──斯普雷特波爾滕於芬蘭受天氣阻礙，托爾身處500公里外，禮帽派首領不知藏身何地;故此，他決定不待芬蘭援軍，親自發動決定性的一擊。
18日晚上，他召集所有可信任的官員，翌晨在兵工廠旁的大廣場會合。19日10時，古斯塔夫騎上御馬，途中有一些擁護者加入，抵達兵工廠時已有200名官員聽他調遣。
他帶領他們到西北翼的守衛室，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他們。他對在場官員說：“若你們決意追隨我，就像你們的先祖追隨古斯塔夫·瓦薩和古斯塔夫·阿道夫般，我就爲你們和祖國的救贖捨生流血!”。一名海軍軍官應聲說：“我等皆願爲陛下效忠，不惜捨生流血!”。
古斯塔夫制訂新的效忠誓言，在場所有人都毫不猶豫地簽署了，宣告他們不再效忠國會，只聽國王古斯塔夫三世一人的號令。
不久，樞密院和首長盧德貝克都被逮捕，過程中沒有流血。古斯塔夫隨即在城內巡遊，到處受熱情羣衆擁戴。卡爾·米加爾·貝爾曼寫了一首歌，名爲《向古斯塔夫敬酒》(Gustafs skål)。
8月20日，傳令官在街頭巡視，宣告國會將翌日在王宮聚集;所有缺席的人都會被視爲國家和國王的敵人。國會聚集後不久，身穿禮服的國王駕臨，發表了瑞典史上著名的演說，斥責國會以往的腐敗和放肆對不起國家。
新的憲法宣讀後，所有議員一致通過。國會隨即解散。從此，禮帽派和便帽派成爲歷史，議會制“自由時代”也結束了，“古斯塔夫時代”開始。
立憲到專制
古斯塔夫三世進行啓蒙時代的改革，使司法變得寬鬆，除廢除了酷刑外，免除了不少罪行的死刑。
他在每方面的政事都親自處理，但委任了自己的官員，而非從樞密院中委任。禮帽和便帽當政時，貪污風氣蔓延全國;如今，古斯塔夫須補救腐敗政治時，發現整個約塔上訴法院都要受審判。
行政和司法也採取了改革。1774年，新聞自由受法令保障，但有一些限制。國防升級至“大國”級別，海軍大幅擴軍，成爲歐洲一大海軍。貨幣也在1776年進行改革，以挽救疲憊的經濟。
古斯塔夫也推行一些新的經濟措施。1775年，政府鼓勵穀物自由貿易，廢除了苛刻的出口關稅。此外，救貧法作出一些修訂，羅馬天主教徒和猶太人都有部分宗教自由。他的一大錯誤，是嘗試把政府壟斷酒的銷售，剝削了貴族的權益。
另一方面，他的外交政策就顯得剋制和謹慎。美國獨立後，他在1777年成爲世界上首個給予美國承認的國家元首。故此，國王在1778年9月3日斯德哥爾摩召集國會時，他對自己6年來的領導高度評價。議會很順從國王，“開會期間沒有發問過一條問題”。短短的會議間，官員可清楚看見自己已風光不再，完全地失去了政治大權。他們和國王的位置已經互換。國王現在是，以後也會是他們的主公。
古斯塔夫在1778年國會可謂要風得風;然而，他在1786年的國會會議遇上的阻力比10年前大得多，他提出的議案不是被直接否決，就是被議員修改得體無完膚，使他寧可自行撤回。這次會議使他逐漸決定完全奪去國會的權力，由他半獨裁式地統治。
同時，他的外交政策更是冒險。他違反了自己訂立的《1772年憲法》，沒有得到國會同意就對俄羅斯發動戰爭;這舉動觸發了同年7月的安亞拉陰謀，與俄羅斯勾結的貴族官員試圖在芬蘭策動獨立。古斯塔夫回國後，激起了民衆對貴族官僚的義憤，逮捕了反叛的首領，成功化解危機。他利用民衆對貴族的厭惡，在1789年國會提出《統一與安全法》(Förenings- och säkerhetsakten)，獲三個非貴族等級支持下通過。君權大幅擴張，貴族大部分特權也被廢除，但國會仍擁有集資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