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天下攘攘，皆爲利往。1774年9月，在第一屆大陸會議做出抵制英貨的決定時，就連殖民地的工匠、技工和製造商，對於聯合抵制運動的好處都已形成共識：減少從英國的進口，將爲他們從事的行業騰出更大發展空間。針對母國的獨立戰爭之所以廣受支持，乃是因爲它在北美“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帝國也有苦衷
那麼，大英帝國是不是真的做錯了?說句公道話，當時英國對北美出臺新稅法，加強稅制建設，規範殖民地管理，本無可厚非。稅收乃國家存在之基礎，既然是英王治下的土地，爲什麼不可以徵稅呢?殖民地的人紛紛說“無代表不交稅”，那英國爲殖民地的安全所提供的保障，這筆賬又該如何來算?
利益面前，沒有是非。殖民地打的是另外的算盤，他們覺得母國幫他們打敗法國人和印第安人是應該的，無須回報。大英帝國政府的失誤在於：在準備開闢新的稅源時，沒有做足“調查研究”，好好去了解殖民地不同利益集團的心態和願望。在並未“廣泛徵求人民羣衆意見”的情況下，一系列新的稅法突然跨越萬水千山空降到殖民地，這不僅嚴重傷害了北美新社會階層的利益，而且讓他們感覺尊嚴受到了侵犯。即便如此，那些北美新貴們，一開始還是沒有想到要脫離母國自己去建一個新國家，而是想在現有體制中“討說法”，要在帝國內部平等享受公民權利。
在北美駐英國代表富蘭克林等人的協調下，殖民地向母國多次舉行了請願行動，意圖保持殖民地的完全自治、免受母國的稅收打擾。英帝國一度礙於情勢，廢除了多數稅收法案，然而，就連剩下來的少數稅種，殖民地也不想再容忍了。在波士頓傾茶案爆發，請願行動以極端方式出現時，英帝國與北美殖民地間的衝突，終於到了一個極點。狂怒的英王喬治三世在寫給財政大臣諾頓勳爵的信中，直截了當要求“殖民地若不臣服則征服之”，一場血雨腥風的戰爭，變得不可避免。
“臣民”倒打一耙
北美精英的造反行爲，有點類似於晚清的中國革命。像孫中山這樣的革命者，早期也並不想推翻清朝，而是想推動體制改良。孫中山曾寫信給李鴻章，提出改良體制的具體建議，卻遭到後者的無視，訴求無果之下，孫中山成了一名革命者。北美移民及其後代的造反，是很徹底的。治國先治史，他們反對一個國家，以及準備建立一個新國家，都是從否定歷史開始的。比如，關於殖民地戰爭(1754~1763年)的起源和性質，他們現在一口咬定，那是英法兩大帝國在北美的戰爭，殖民地是利益受損者，他們把這場戰爭稱作爲“帝國戰爭”，與英國人稱爲“殖民地戰爭”相區別。
這讓當時的英國議員們目瞪口呆：1766年的某天，富蘭克林在倫敦下議院演講，他竟然宣佈，殖民地戰爭不是爲殖民地利益而打的，它“實際上是一場英國人的戰爭”，戰爭發生前，殖民者在俄亥俄河谷(英法爭奪的焦點地區)並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與法國人和印第安人也都保持着很好的和平狀態。他甚至聲稱，英國人民事實上應該感謝殖民地，後者幫助他們打敗了法國人。這些議員們還清楚地記得，六年前，同樣是這位富蘭克林，曾不遠千里來到倫敦，可憐巴巴地懇求母國出兵，征服俄亥俄河谷和加拿大。
激進政論家托馬斯·潘恩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傳謠”。獨立戰爭期間，他在影響極爲巨大的《常識》一書中，再次強調十七八世紀在北美地區所發生的所有戰爭，都是由英王發動，純爲英帝國利益，而殖民者是希望和平的，之所以被捲入戰爭，完全是無辜和被迫的。事隔200多年，現在的美國曆史學家們，大都承認曾經“拋頭顱、灑熱血”的先輩們，在大是大非的歷史問題上，是做了不少僞證、撒了不少謊的。“點燃毀滅性的七年戰爭的火星，不是來自倫敦而是來自英國殖民地採取的行動。”其中，喬治·華盛頓本人的莽撞行動(1754年，22歲的華盛頓率軍在俄亥俄谷地伏擊了一支由法裔加拿大人組成的偵查隊)，對殖民地戰爭的爆發，難辭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