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將朱可夫:曾是一顆隕落的新星
戰爭與和平是千古話題。失敗與勝利是千古話題。
兩個千古話題之間，站着披甲執銳的軍人。和平時期枕戈待旦，戰爭時期橫刀立馬。
但更多見的是和平時期未能枕戈待旦，於是戰爭時期也就無法橫刀立馬。
因此，即使是在同樣經歷的軍人之間，失敗與勝利的悲劇喜劇也是連綿不斷。有些人因勝利其名字登上歷史的英雄榜，有些人則因失敗其名字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朱可夫還用講嗎?作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負盛名的蘇軍將領，他的名字即使在今天的俄羅斯，也與蘇沃洛夫、庫圖佐夫一樣，是勝利的象徵。
但其勝利的軌跡依然值得思索，尤其是作爲20世紀30年代蘇聯軍隊裏崛起的兩顆新星，當帕夫洛夫悲慘隕落的同時，朱可夫卻如此耀眼地冉冉升起，兩人命運的差異到底在哪裏?
最初看上去，他們兩人相同之處甚多：同時出任最早的坦克試驗團團長，同時擔任大軍區司令，同時被授予大將軍銜，同樣深受斯大林信任，同樣在蘇軍中享有崇高威望。甚至在希特勒入侵蘇聯最初的困難歲月，他們的遭遇表面看也有些相同。1941年7月初，帕夫洛夫因其指揮的西方方面軍全軍覆滅而被執行槍決。同月底，朱可夫因提出放棄基輔，被解除蘇軍總參謀長職務。
同一個月，斯大林培養的這兩顆新星似乎都已隕落，失去了他的信任。但朱可夫與帕夫洛夫不同的命運，恰恰從這些表面看來似乎相同的地方開始。
帕夫洛夫被槍決，源自他出於種種原因，錯誤地估計判斷了眼前這場戰爭。朱可夫被解職，則源自他對戰爭的嚴酷性和局面的嚴重性不但做出正確判斷，而且敢於堅持自己這一判斷。當時作爲蘇軍總參謀長，他認爲在西方方面軍覆滅、德軍已經形成中央突破的形勢下，堅守烏克蘭的西南方面軍雖然作戰卓有成效，但在整個戰線上形成一塊巨大的突出部，容易陷入德軍從南北兩個方向的切入合圍，所以必須儘快後撤，放棄基輔。
烏克蘭是前蘇聯的糧倉。基輔是俄羅斯文明的發源地。戰爭爆發以來，西南方面軍作戰一直是整個蘇軍中最好的，頂住了德軍向烏克蘭的強力進攻。這種情況下朱可夫竟然提出放棄基輔的建議，斯大林的第一個反應是：你在說什麼?把基輔交給敵人?!第二個反應是：簡直是胡說八道!
此時朱可夫本來可以像他的繼任者沙波什尼科夫那樣，只要統帥做了決定就不再吭氣，反正天塌下來也不用自己扛——雖然建議不被採納，但已經盡到職責。
朱可夫之所以不是理論精深但行動猶豫的沙波什尼科夫，其真正的可貴之處就在這裏。他一個人堅持自己的意見，爲此寧可放棄總參謀長職務。
戰將朱可夫:勝利的象徵
他真的失去了這個職務，被派去擔任預備隊方面軍司令員。
後來的形勢發展如他所言。9月上半月，德軍發起基輔戰役。斯大林命令不惜任何代價守住基輔，使蘇軍部隊未能及時撤出包圍圈，龐大的西南方面軍後方被德軍兩個裝甲集羣的南北對進所切斷。德國人使用的方式與兩個月前圍殲帕夫洛夫的西方方面軍幾乎完全一樣，不過這次蘇軍損失更爲慘重：明斯克對帕夫洛夫西方方面軍的合圍，使蘇軍損失了將近30萬人;德軍基輔一役對西南方面軍的合圍，蘇軍損失兵力達60餘萬之多。即使二戰結束後，該役也仍然被德國陸軍戰史稱爲“世界戰爭史上最大規模的陸上合圍戰役”。
正是通過這一役的慘重損失，讓斯大林真正看出了朱可夫的價值。
當時的局面確實異常嚴峻。在德軍的裝甲突擊下，很多蘇軍將領沒有完成他們對斯大林做出的許諾。他們未能按時到達指定位置，未能及時阻止德軍挺進，未能掩護好友鄰側翼，未能實現先前一再保證堅決實現的反衝擊德軍一次又一次出乎蘇聯領導層預料地向前挺進，首都莫斯科面臨的危險與日俱增。在這種情況下，朱可夫被從列寧格勒保衛戰戰地緊急召回接掌西方方面軍，肩負起指揮莫斯科保衛戰的任務。斯大林簽發的命令中說:“在莫斯科以西六十二英里到七十四英里的防線上，保衛首都的任務已交給朱可夫負責。”
這無疑是朱可夫一生中責任最重大、任務最艱鉅、考驗最嚴酷的時刻。特別是當第五、第四十三和第四十九集團軍放棄莫扎伊斯克防禦地帶的主要防線、德軍在蘇軍防線中部地區實現縱深突破後，莫斯科的緊張氣氛達到高峯：到處是文件焚燒後留下的焦黑紙灰，外交使團按蘇聯政府安排離開莫斯科退往古比雪夫，驚慌失措的人羣謠傳德軍坦克隨時可能衝進莫斯科市區。搶劫的場面也出現了：有人衝進商店搶劫，還有人搶劫運載罐頭食品的卡車，更有人偷偷燒燬黨證，摘掉家中的斯大林像。
斯大林決心堅守莫斯科。但莫斯科能否真正守住，他並沒有把握，特別是過去堅守基輔的決心不但未能實現，而且還遭受到空前損失，這對這位蘇聯最高統帥的決策信心不能不產生重大沖擊。此時的斯大林已經相信，在朱可夫那裏能夠聽到真話。
形勢也發展到了最需要真話的時刻。德軍在加裏寧方面軍第三十集團軍的地段取得突破，決定莫斯科存亡的時刻到來。在這個最關鍵的時刻，斯大林親自打電話給朱可夫，不加任何掩飾，提出他平時最不願意說出、內心深處最痛苦的一個問題：能不能夠守住莫斯科?他對朱可夫說:“我懷着內心的痛苦在問你這個問題，希望你作爲一名共產黨員誠實地回答。”
斯大林要求朱可夫不是以一名蘇軍高級將領、莫斯科保衛戰的主要指揮者，而是以一名共產黨員的身份回答這個問題，其分量之沉重，即使那場戰役已經結束了64年，今天依然能夠像鉛塊一樣沉甸甸地感覺出來。
僅僅三個月前，朱可夫堅持要求放棄基輔，並因此失去總參謀長職務。此時面對斯大林以共產黨員對共產黨員的坦誠，朱可夫沉默了一會兒，一字一句地回答最高統帥:“我們能夠守住莫斯科。”
真是危難時刻。真是字字千鈞。
朱可夫軍事生涯中先後指揮了無數個戰役，包括輝煌的攻克柏林大會戰，但沒有哪一次戰役像莫斯科保衛戰這樣關鍵，沒有哪一句話如“我們能夠守住莫斯科”這樣字字千鈞。
一句古諺語說:“性格即命運。”帕夫洛夫與朱可夫的差異當然不只是性格，但兩人的命運在戰爭中被岔開，永遠不再會合。
我常想：如果當時不發生戰爭，又會如何?
如果不發生戰爭，兩人當然都能夠在蘇軍中平步青雲，帕夫洛夫還很可能走到朱可夫前面。
但戰爭發生了，不以人的主觀爲轉移。戰爭撕去一切假面，對軍人做出最嚴厲無情的淘汰和篩選。
我又想：如果歷史能夠重新開始，又將如何?
如何歷史能夠重新開始，帕夫洛夫肯定會對他的觀點和做法做出大幅調整，向他的同事和戰友朱可夫靠攏;那麼希特勒的軍隊就不可能如此順利地長驅直入，悔過的帕夫洛夫同樣可以享受到英雄的輝煌。
但歷史無法重新開始。
這正是歷史的莊嚴和悲壯。
朱可夫也不是從來不犯錯誤的天才。後來人們把他的種種缺點羅列出來，如驕傲、專橫、跋扈、“波拿巴式人物”等等。主觀上說，那是因爲他的毛病也不少;客觀上看，那是因爲戰爭已經過去，和平已經到來。
在災難危重、艱難困苦的戰爭時期，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支軍隊能夠有這樣的軍人挺身而出，那是民族有幸，國家有幸，軍隊有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