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4日是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逝世50週年紀念日。這位英國前首相被很多人視爲史上最偉大的英國人。
毋庸置疑，對英國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丘吉爾的領導在鼓舞國人士氣並最終帶領英國贏得對德戰爭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衛我們的國家。我們要在灘頭作戰，在登陸地作戰，在田野、在街頭、在山丘作戰。我們決不投降。”
“讓我們承擔起義務，讓我們牢記，如果英國和她的聯邦可以長存千年，到那時人們仍會說：‘這是他們最光輝的時刻。’”
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於2002年發起的“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投票中，丘吉爾憑藉其在英國人心中的偉岸形象，力壓莎士比亞、伊麗莎白女皇、撒切爾夫人、牛頓和達爾文，當選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
但在另一些英國人眼裏，曾在政壇叱吒風雲近70年的他，也是一位頗受爭議的人物。丘吉爾在一些問題上的言論，仍是人們熱議的話題。
劍橋大學丘吉爾檔案中心(Churchill Archives Centre)主任艾倫">BBC說：“丘吉爾獲得完全的偶像地位是件危險的事情，”這種形象將“減損他真實的人性”。
比如，在丘吉爾心中，種族也有高低尊卑之分。1937年，他曾對巴勒斯坦皇家委員會說：“我不承認（我們）對美洲紅色印第安人和澳洲黑人辦了大錯事。儘管事實上的確有一個更強大、更高等級的種族，一個世界上更富智慧的種族來到這些地方取代了他們，但我不認爲這對他們來說是件不好的事。”
丘吉爾還曾提倡使用化學武器。在1919年擔任英軍陸軍和空軍大臣期間，他曾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們在使用化學氣體這方面顯得如此謹小慎微。我強烈贊成對那些不文明的部族使用毒氣的做法。”
“從道德上說，這樣做的效果很好，因爲喪生的人數會降到最低。此外，不一定要使用最具殺傷力的毒氣——可以使用那些不會對大多數人造成永久性嚴重傷害後果，但足以使他們感到身體不適並傳播一種活生生的恐怖氛圍的毒氣。”
在印度開展“非暴力不合作”的“聖雄”甘地也是丘吉爾的眼中釘、肉中刺。1931年，丘吉爾在評論他的這位反殖民主義對手時說：“看到這位煽動性的律師如今以一個苦行僧的形象半裸着上身邁步走在總督官邸，我就感到煩惱和噁心。”
在另一個場合對內閣官員講話時他說：“不應僅僅出於絕食的威脅就釋放甘地。如果他死了，我們就將擺脫一個壞人，一個帝國的敵人。”
1942年2月，蔣介石飛赴印度會見同爲反帝國主義者的甘地，以爭取甘地領導的國大黨支持英國對日作戰。美國學者陶涵(Jay Tarlor)在一部研究著作中指出，儘管中方以此對盟國反法西斯大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丘吉爾對中方正式訪問“英王的印度”卻與“近乎造反者”會晤大爲光火。
對伊斯蘭文化，丘吉爾的一生歷程中也顯示出截然不同的兩面。1899年，在參加英國與蘇丹的戰爭後，丘吉爾在他所著的《河上的戰爭》(The RiverWar)一書中寫道：“伊斯蘭教到底給信衆施加了怎樣的詛咒！除了狂熱的激動，還有宿命論般的冷漠。”
他寫道：“沒有遠見的習慣，懶散的農業系統，遲滯的商業模式和財產的不安全遍佈伊斯蘭世界”。不過學者指出，這本書可能特指蘇丹的馬赫迪教派。
然而，英國《每日電訊報》披露，時隔八年後丘吉爾家人寫給他的一封信顯示，丘吉爾着迷於伊斯蘭文化，家人甚至擔心他會轉向伊斯蘭信仰。
1940年，丘吉爾的內閣曾撥款10萬英鎊在倫敦爲印度穆斯林修建一座清真寺，不久後他對英國下議院說：“我們很多來自東方世界穆斯林國家的夥伴，已對這份禮物表達了極大的感激。”
確實，丘吉爾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比很多人所理解的要複雜得多。丘吉爾檔案中心主任帕克伍德說：“丘吉爾是個極爲複雜和矛盾的傳奇人物。他一生中一直在這些矛盾中搏鬥。”
在談到二戰時期的丘吉爾時，帕克伍德表示，他“在打一場全球戰爭，每時每刻都要處理互相沖突的優先順序和需求。這些情況極其複雜，不斷變化”，作爲領袖和最高決策者，他無法把所有事一碗水端平。
喜歡研究歷史的丘吉爾曾說，“創造歷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寫出來”。而他也說過，“如果糾纏於過去與現在，我們將失去未來”。
對爲處理這些矛盾而帶來的煩惱，丘吉爾有他的領悟。“當我回顧所有的煩惱時，我想起一位老人的故事。他臨終時說，一生中煩惱太多，但大部分擔憂的事情卻從來沒有發生過。”
1965年1月24日，這位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首相去世，享年9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