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死亡行軍是日本侵略軍在二戰期間在遠東地區製造的戰爭暴行。1942年4月9日，日軍在幾乎不提供任何食物、水、衣物等的情況下，強迫守衛菲律賓巴丹半島的美菲聯軍俘虜進行強行軍，100多公里的距離，至少有1.5萬名俘虜被虐殺。
1、飢渴產生幻覺
日本兵不允許我們帶水行軍，長時間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嚨刺痛，胳膊和腿不聽使喚。到了第三天，飢餓和口渴讓我做起了白日夢。我彷彿看到了過去吃過和喝過的所有好東西：夾着乾酪和洋蔥的漢堡包、奶昔、啤酒、可樂，饞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乾枯。
日本兵故意的。其實路邊並不是沒有水。有些看守會讓少數的戰俘去喝水，卻不讓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覺自己的舌頭變厚了，因爲身邊有日本的車隊經過，車隊揚起的灰塵被我吸進嘴裏，黏在舌頭上，我的喉嚨快要被這些沙塵烤乾了。有一次，我看到路邊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觀察了好半天，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的時候，我和戰友弗蘭克快速衝到井邊。我們你一口，我一口，敞開肚皮喝水。我們儘快喝足，並把水壺裝滿，準備路上喝。
幾分鐘之內，有10-15個戰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
兩小時後，我們經過了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有一個大膽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勢問他，能不能讓他喝一點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揮手同意。得到允許後，好幾十個人瘋狂地衝到水塘邊，也不管水牛還在裏面洗澡。有些人撥開綠色的泡沫，把水潑到自己身上，並喝下這種寄生着多種病菌的水。
幾分鐘之後，一個日本軍官跑過來大喊大叫。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有打任何手勢，但是大家還是知趣地趕緊返回了隊伍。不久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了。這個滿臉堆笑的軍官，在戰俘的隊列周邊轉來轉去，他隨即命令日本兵檢查我們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跡的人都拉出來。日本軍官命令這些沾上水跡的人，在路邊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們開槍。
2、“高超的斬首技術”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個巴丹死亡行軍當中最慘無人道的罪行，當然還有一些暴行也可與之相提並論。日本兵讓我們的隊列暫時停下，等待後面的隊伍趕上來。等後面的隊伍趕上我們的時候，日本人命令我們站起來繼續前進，就在這時一個瘧疾非常嚴重的兄弟，發着高燒，人都燒糊塗了，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日本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砸他的頭，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來身邊的兩個戰俘，讓他們在路邊挖坑，他準備把這個生病的兄弟活埋。這兩個戰俘開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時候，日本兵命令他們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擡到坑裏，把他活埋了。這兩個戰俘搖着頭，說他們不能那樣做。
日本兵沒有發出任何警告，舉槍就把兩個挖坑的戰俘當中的大塊頭打死了。他又從我們的隊列里拉出兩個戰俘，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把大塊頭也埋了。日本兵在路邊劃了一個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個戰俘埋在那裏”。這兩個戰俘又挖了第二個坑，他們把生病的戰俘和死去的戰俘分別放在坑裏，然後往他們身上剷土。生病的戰俘還沒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淒厲地叫喊着。
從盧保出發的4-5英里的行軍極其殘酷。日本看守時不時地命令我們奔跑，他們的咆哮次數更多，聲音更大。幾分鐘之內，有不同的看守，毆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們。在這個路段，我們被要求以平常兩倍的步速行軍，日本兵換班頻繁，我們經常被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換班的看守。
我們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隊日本兵，看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看到這隊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個美國戰俘，戰俘後面站着一個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從劍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揮來揮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領。他讓這個美國戰俘順着他揮刀的方向移動膝蓋。熱身練習做完之後，他把武士刀高高舉起，急速揮下，日本士兵高呼“萬歲”，我們只聽到一聲悶響，美國戰俘就身首異處了。這個軍官緊跟着把戰俘的軀幹踢倒在地。這個軍官“乾淨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斬首技術”。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着走了。當我看到他的刀鋒下落的時候，我的心都揪緊了，渾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禱。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頭竟然是日軍的娛樂方式。
3、裝載死亡的“悶罐車”
聖費爾南多是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路途當中經過的最大的城鎮，它非常繁華，受到的戰爭破壞很小。日本兵把我們趕進火車站，讓我們休息。我們看到站內一列由老式車頭驅動的悶罐車。我們坐在鐵軌上等了一個小時，一輛破舊的悶罐車才咔咔地進站。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這輛小小的悶罐車。車廂很小，放在平時可以裝進10頭牲口，或者25-30個人，在日本兵的驅趕下，此刻每節車廂裏塞進了80-100個人。我們只能輪流坐着，因爲車廂裏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家都坐下來，即使靠近車門的人把腿腳都伸到門外也不行。車廂中部實在太擁擠，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窒息了。靠近車門，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摩肩接踵地站了5個小時，到達卡帕斯。卡帕斯在我們的最終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附近。
我是幸運的人之一。我靠門邊坐着，雙腿懸空。我享受着新鮮的空氣，和風撲面，不必擔心日本兵會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後背。不擔心，真是一種享受。不久，我就爲自己的鬆懈嚐到了苦頭。一個日本看守從我身邊經過，他揮舞着一根用作手杖的長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來，沒打到腳，打在了膝蓋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來—叫的什麼我記不清了，不過絕對不是恭維的話。他抓住車廂的門把，使勁地想把它關上，車門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極了。不過門最終還是沒有被關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關得上。幸虧我的大腿讓門開了一個口子，我們才能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一股很大的風吹進我們的車廂。
只有活着的人走下火車;我們得到指示，讓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車廂內。有些人能跳下火車，有些人只能挪到門邊，然後慢慢地滑下來。我慢慢地跳出車廂，剛想邁步走路，就倒在了鐵軌上。我覺得我的瘦腿不聽大腦指揮了。一個看守認爲我站得不夠快，就用槍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頸部遭受重擊。他對我做了一個威脅性的動作，用刺刀向我刺來，我知道不躲開就死定了，趕緊爬起來走了。
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我們，下車後排成隊，半死不活地走着。我們的身體太骯髒了，上面沾染了各種各樣的液體，全都沒刮臉。在這條狹窄的永無止境的公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美麗高大的、果實累累的芒果樹，還有許多鬱鬱蔥蔥的綠色植物。我們不時能在路邊看到美軍戰俘的屍體，他們躺在綠樹底下，血流滿地，鮮血已經變成深棕色。
亞洲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盟軍隨即組織了馬尼拉軍事法庭，對戰爭期間在菲律賓犯下戰爭暴行的日本戰俘進行審判。戰爭前期擔任侵菲日軍最高指揮官的本間雅晴中將，也被判處死刑，於1946年4月3日被美軍槍決。曾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的本間雅晴，率日本第14軍攻佔菲律賓，巴丹死亡行軍正是在他任內發生的，他作爲軍事主官難辭其咎。
戰爭後期擔任日軍駐菲律賓部隊最高指揮官的山下奉文大將，於1945年12月8日被馬尼拉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946年2月23日被送上絞刑架。種種證據表明，巴丹死亡行軍的真正的始作俑者卻一直逍遙法外。筆者綜合各方面材料，認爲當時以日軍大本營參謀身份在第14軍協助指揮的政信中佐(最終軍職是大佐)是巴丹死亡行軍的真正始作俑者。
4、“日本正進行着一場種族戰爭”
第一組證據。前日軍戰俘、新西蘭軍官J.G.戈德溫上尉，在獲得解放後加入了東京盟軍總部下屬的第二澳大利亞戰爭罪行調查處擔任調查員，收集日本戰犯的證據。他的朋友，英國西里爾 懷爾德少校給他提供了一份英國戰爭罪行調查處收集到的關於政信的犯罪材料。材料內容按原文轉述如下：政信大佐隸屬於日本陸軍省的參謀本部。……在許多歸因於他的戰爭罪行中，有新加坡亞歷山大醫院的大屠殺和對新加坡華人的大屠殺。下面是C.H.華爾德上校提供的辻大佐的戰爭罪行摘要：
……巴丹和柯里幾多陷落後，80000名美國和菲律賓人被迫排成縱隊，拖着疲憊的、筋疲力盡的，還有一些是受傷的身體，蹣跚地走向戰俘營。這被稱爲巴丹死亡行軍。正是大佐下達了這次非人行軍的命令，並表示希望在行軍途中以任何藉口，殺害儘可能多的俘虜。爲了推動這個臭名昭著的死亡願望，他宣佈“日本正進行着一場種族戰爭，爲了天皇的勝利和騰出我們得勝的士兵轉用於其他戰線上，俘虜們必須殺掉”。
政信的邪惡願望達成了一部分。在長達67英里的拖着腳步的行軍中，俘虜們遭到了駭人聽聞的暴行。如果他們累極倒下或落到大隊後面，便會被步槍槍托毆打、刺刀捅戳和槍殺。達到強迫行軍終點時，已有10000名俘虜被屠殺，還有剩下70000名等待處決。幸虧政信被召回東京，那70000名俘虜才暫免一死。
5、獨斷專行的口頭命令
第二組證據。美國著名二戰史學家、作家約翰 託蘭在其名著《日本帝國的衰亡》當中，也有指證政信爲巴丹死亡行軍罪魁禍首的論述。
他在書中寫道：“第一天的暴虐行爲是自發性的，往後卻不是如此了。中佐幾天前已從新加坡到了馬尼拉。在新加坡，有五千華人以‘支持’英國殖民者的罪名被屠殺，這主要是他的主意。揹着本間，說服了本間的參謀部裏幾個欽佩他的軍官：這次戰爭是種族戰爭，因此在菲律賓抓住的俘虜必須一律處決，處決美國人是因爲他們是白人殖民主義者，處決菲律賓人則因爲他們背叛了亞洲民族。”
政信的這個命令是以日軍大本營的名義發出的，有一個師參謀向所屬部隊傳達命令時說，“把俘虜全部殺了，投降的都殺”。(第387頁)既然是大本營的命令，許多軍官就不假思索執行了。不過，這道命令引起了一些軍官的懷疑。今井武夫大佐拒絕執行，一支新到的部隊的司令官寅雄少將和他的參謀長神保信彥中佐，也拒絕執行，他們都要求書面命令。
託蘭先生在第十一章末尾總結道：“殺人過多卻是中佐獨斷專行的口頭命令的直接結果。拒絕執行這道命令的無疑不止生田將軍和今井大佐兩人，但是多數人是全部或者部分地執行了這個命令的，因爲他們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對命令應該迅速地、毫不懷疑地加以執行。”
第三組證據。旅居日本的俞天任先生，利用日本的資料，對政信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豺狼的腳印》一文中寫道：“……第65旅團本部高級參謀鬆永梅一中佐向所屬各聯隊長電話通知：‘大本營命令，美菲軍雖已向日軍乞降，但日軍並沒有接受美菲軍的投降，因此被俘美菲軍不屬於戰俘，命令各聯隊將美菲投降者一律射殺。’”
俞先生解釋道，原來這又是政信膽大包天，在以大本營名義下達殺俘命令。新加坡作戰之後，政信升任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作戰班長。在赴任的途中，政信在臺灣聽到日軍攻擊巴丹半島，於是就推遲了去東京赴任，以大本營參謀的名義去本間雅晴的第十四軍協助指揮作戰，這道命令後來查明是他發出的。
第四組證據。我國著名日本問題專家王俊彥先生在《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和今日的擴張》一書中說：“……並拿出當時美菲聯軍司令官金少將的證詞，指出巴丹死亡行軍是由本間雅晴的參謀長遷政信一手策劃的。”
除了上述幾組證據之外，列斯特 坦尼博士在《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一書中也提供了一組證據。他引用了神保信彥在《菲律賓的黎明》中的材料—日軍高層在馬尼拉發佈命令：和我軍在巴丹半島對抗的任何部隊，不管是否投降，都應該被徹底消滅，任何不能走到集中營的美軍戰俘，在行軍途中都必須在離公路兩百米以外的地方處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