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麼樣的德國人才算得上是大衆心目中的“二戰”英雄呢？
2003年夏季，德國電視二臺在民間組織了一次對“100個最偉大的德國人”的民意調查。共有150萬德國人蔘加了這次史無前例的“偉人選舉”。這次活動的結果是意味深長的，因爲通過這個由德國人自己選出的德國英雄的排行榜，人們無需任何語言的解釋就可以洞察這個民族的歷史價值觀。
在佔據英雄榜前5位的德國人中，有3位與“二戰”有關：
1.阿登納——反納粹的官員，領導戰後德國重新崛起的聯邦德國首任總理。
2.馬丁.路德——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的發起者和現代德語的奠基人。
3.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的創始人。
4.朔爾兄妹——慕尼黑地下反納粹學生組織領袖。
5.勃蘭特——反納粹的民主鬥士，戰後促成德國和東歐和解的聯邦德國第四任總理。
朔爾兄妹對很多外國人來說是陌生的，但他們在德國民衆來說卻是一塊永遠的心碑。
哥哥漢斯.朔爾是一名醫科的大學生，在讀書之前已履行完了帝國勞役和國防軍兵役。妹妹索菲.朔爾在1942年6月進入大學學習生物學和哲學專業。
在大學裏，索菲接觸到了一批反納粹的進步學生，並且發現哥哥漢斯也是其中的一員。她的哥哥曾試圖阻攔她涉足這個危險的圈子，但索菲在經過一番努力後還是加入了這個反納粹的學生圈子。
在1942年的後半年，朔爾兄妹夥同哲學系教授庫特.胡貝爾發起成立了一個大學生反納粹地下組織。這個組織和漢堡、弗萊堡、柏林、維也納等大學的地下組織合作，連續製作和散發傳單，揭發納粹迫害猶太人、發動侵略戰爭和誤導青年的罪行。他們的組織叫做“白玫瑰”，主要負責印製和傳播這些反納粹傳單。
“白玫瑰”小組在被祕密警察破獲之前，一共製作和散發過6批傳單，最大的印量達到了9千份。這些傳單不僅出現在慕尼黑建築的牆上、電話亭裏、路邊的汽車上，還通過在其他城市的地下組織傳到了科隆、斯圖加特、柏林和維也納等大城市。在納粹獨裁政權控制下的一潭思想死水裏，“白玫瑰”小組的反納粹傳單象一顆顆巨型炸彈不斷在德國掀起巨大波瀾。
第一批傳單指出：“對於一個文明的民族來說，最大的恥辱就是不加反抗地聽任一個不負責任，帶有陰暗動機的統治集團的領導……”
第二批傳單揭示了納粹大批屠殺波蘭猶太人的事實，並指出：“從這裏我們看到了玷污人類榮譽的最可怕的罪行，一種在人類歷史上從無先例的罪行……”
第三批傳單號召德國人民起來破壞納粹的戰爭機器。
第四批傳單向獨裁者發出了戰鬥宣言：“我們不會沉默，我們是被你們仇視的德國良知，白玫瑰不讓你們有片刻安寧！”
第五批傳單提出了在德國開展反納粹運動的系統程序。
第六批傳單是“白玫瑰”小組被祕密警察破獲前的最後一批傳單，在1943年2月中旬印製完成。鑑於戰爭形勢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後出現了不利於德軍的轉折，傳單中號召德國人民行動起來推翻納粹政權，建立一個具有新思想的歐洲。
1943年2月18日，朔爾兄妹來到慕尼黑大學散發第六批傳單。上午11時，正當妹妹索菲在學校的日光大廳拋灑最後一批傳單時，她被校方的管理人員發現並擒獲。兄妹兩人很快被交給了祕密警察。根據蓋世太保的審訊記錄，朔爾兄妹在被捕後一直試圖保護“白玫瑰”小組的其他成員，堅稱自己就是負責人。妹妹索菲異常冷靜地說：“我們所說所寫，正是很多人的所想，他們只是不敢說出來而已。”
4天后，慕尼黑的納粹“人民法庭”以賣國親敵、準備謀反和試圖摧毀國防力量三項罪名正式宣判朔爾兄妹死刑，當日下午5時，朔爾兄妹兩人和另一個“白玫瑰”小組成員在監獄裏被處死，死刑的執行方式是砍頭。操作斷頭設備的執行官是在一生中行刑逾3千次的德國第一劊子手萊歇哈爾特。此時妹妹索菲.朔爾22歲，哥哥漢斯.朔爾25歲。據稱，小夥子在走向斷頭臺發出的最後聲音是一句被無數人喊過的口號：“自由萬歲！”此刻，這個口號產生出了最感人的力量。
後來人們在整理妹妹索菲.朔爾留下的信件和日記時發現，姑娘最常引用的是法國哲學家馬瑪利的一句名言：“人要有堅硬的精神和柔軟的心”……
朔爾兄妹用他們的鮮血實現了自己的誓言：打破每一個人都在等待別人先開始的怪圈。他們先開始了，並且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是悲哀的，因爲民衆並沒有跟隨他們未竟的事業。他們也是幸運的，因爲戰後的德國人終於把他們認定爲正義的象徵和德意志民族的偉人。
朔爾兄妹的事蹟和精神縱然可歌可泣，但我還是對他們在德國人民心目中所佔分量之重而大感意外：居然僅僅有3位具備世界級重量的德意志偉人排在了他們的前面，而德國曆史上衆多聲名顯赫，業績卓著的大人物如歌德、俾斯麥、愛因斯坦、貝多芬……則一律排在了這兩位因印發反納粹傳單而丟掉了性命的大學生的身後！
在“100個最偉大的德國人”排行榜上，還有另外3個引人注目的反納粹英雄：
前德國總理勃蘭特——排在第5位。
作爲一名反納粹的戰士，他曾在“二戰”期間被希特勒下令追捕，被迫流亡海外。1970年12月7日，他作爲德國總理做出了一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元首都沒有做過的事情：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個當年反納粹的英雄代表他有罪的國家雙腿下跪了。這一出乎所有人預料的，完全不在事先安排程序之內的驚人之舉感動了世界，在場的德國代表團的男子漢們都流下了眼淚……
辛德勒——排在第37位。
他曾是堅定的納粹黨人兼戰爭投機商，但在看到納粹對猶太人的血腥屠殺後，強烈的震撼激發了他的反思和良知。他開始採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對抗納粹，那就是通過賄賂納粹軍官把大批猶太人安排進他的工廠去工作，從而保護了1100名猶太人的生命。辛德勒死後被猶太人作爲“36名正義者”之一厚葬在耶路撒冷。
施陶芬貝格——排在第49位。戰爭後期，一部分清醒的軍人知道，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是不可能投降的。另一方面，戰局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德國如果頑抗下去就只有徹底毀滅。要救德國於危亡，除掉希特勒是惟一的辦法。一個人的生死關乎到一個民族的存亡，這個現象只有在一個高度專制和集權的社會裏纔會存在。1943年10月，德國軍內的抵抗運動組織終於找到了一個最理想的行刺希特勒的人選——在陸軍擔任後備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有資格參加最高軍事會議的施陶芬貝格上校。1944年7月20日，上校在東普魯士狼堡參加希特勒主持的軍事彙報會，尋機將一個裝有定時炸彈的公文包放在了希特勒腳邊的會議桌下，隨後他離開了會議室。但這個皮包被人移開了一段距離，導致厚厚的橡木擋住了炸彈的威力，希特勒只受了一點輕傷。事後，納粹立即成立了“720事件特別委員會”，追究和懲罰軍內的抵抗分子，致使德軍內部的地下抵抗組織幾乎全軍覆沒……
用這些人物對照佐爾格在德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就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戰後的德國民衆敬重自身體系中的反納粹鬥士，卻無法接受站在敵對體系中反納粹的德國人。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南德的一個老兵曾向我作出了他的解釋：“是英雄還是背叛者，關鍵要看他是站在德國民衆的立場上抵抗納粹，還是站在敵對國的立場上抵抗納粹。後者首先傷害的是自己人。”
自發的民族感情和對英雄的合理認定，這兩者並不是永遠相重合的。儘管如此，德國大衆的價值觀還是應該得到尊重。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日本的“精英”們不是無止無休地參拜供奉着“二戰”罪犯牌位的靖國神社，而是把日本的反法西斯人士認定爲大和民族的英雄，那麼日本還能是今天之日本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