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的作者是北宋時期著名的畫家張擇瑞，具有高估概括力的張擇瑞通過現實主義的手法把當時的汴京繁榮景象躍然紙上。生動的展現了市井人民的生活，而並非皇宮貴族。清明上河圖是中國繪畫史上的不朽之作，令人震撼的同時不禁會遙想到當年北宋人家的生活景象，這大概就是藝術的魅力所在吧。
《清明上河圖》用現實主義手法通過對市俗生活的細緻描繪，生動地再現了北宋汴京的繁榮景象而成爲我國美術史上的不朽之作。它以精緻的工筆，豐富的內涵也成爲歷朝歷代被臨摹最多的一幅作品，僅溥儀以“賞賜”名義從宮中盜取的《清明上河圖》就有四卷之多，其中包括北宋畫家張擇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明代畫家仇英仿畫的《清明上河圖》，以及明代其他畫家以蘇州爲背景仿畫的“蘇州片”《清明上河圖》等。從古至今關於《清明上河圖》版本的爭辯、作者的考證就一直爭論不休。
《清明上河圖》系北宋末年畫院待詔張擇端所作，全卷氣勢恢弘，構圖嚴謹，筆法細膩，將近千個各色人物、牛馬騾驢、車轎船隻，濃縮在縱24.8釐米、橫528.7釐米的畫卷中，且人物、景物安排精妙，錯落有秩，繁而不雜，多而不亂，表現出了作者極高的藝術造詣和豐富的社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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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本之爭此畫本是進獻給宋徽宗的貢品，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趙佶)，他用瘦金體書寫的“清明上河圖”真跡和雙龍小印(宋代皇帝的閒章，用於鑑賞或收藏藝術品時鈴記)，可證畫成後最初收藏在皇宮。公元1126年汴京陷落後，宮中所有名貴文物包括這幅名畫，統統被金人掠去。金世宗大定26年(1186)，金人張著最早在《清明上河圖》上撰跋：“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後習繪事，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也，按向氏《評論圖畫記》雲，《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這也成爲日後辨認《清明上河圖》真僞的一個重要參考。
《清明上河圖》現世，名動一時，南宋時，臨安即出現仿品，但仿者即看不到原作，只能憑傳說、文字記載構圖成卷。元、明、清三代，各色仿品更是層出不窮，僅1945年從溥儀手中截獲就有4本之多，一時之間《清明上和圖》真僞之辨甚囂塵上。直到1950年冬，楊仁愷先生在東北博物館庫房的贗品堆裏翻出有張著親跋的《清明上河圖》，經衆專家鑑定，一致認定此本纔是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真跡，版本之爭始告一段落。
二、作者之爭 對於張擇端的身世史書上沒有任何史料記載，千百年來一直是一個難解之謎。持北宋說的有之，持南宋說的有之，認爲張擇端是金人的亦有之。
認爲張擇端爲南宋人的專家，主要是根據明晚期書畫家董其昌在《容臺集》中對《清明上河圖》的推測：“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孫承澤在《庚子消夏記》中記載：“《清明上河圖》乃南宋人追憶故京繁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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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張擇端是金代人觀點的專家，是根據《清明上河圖》最早的題跋出自金代人之手，並且兩宋畫院均不見張擇端著錄。
然而，更多專家學者通過研究考證，認爲張擇端是北宋人。現存於故宮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圖》“石渠寶笈三編本”，後面金代張著題跋中註明了張擇端的身份爲“翰林”，並且進一步指出，張擇端遊學於京師，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張著的題跋是關於張擇端身世最早的記載，也是惟一的記載。雖然他所提到的向氏究竟爲何人，已經無法考證，向氏所著《評論圖畫記》一書也不曾見於著錄，但無疑北宋說是最具說服力的，也被廣爲採用。
三、“清明”之爭專家學者通過對“清明”的考證得出三種觀點：(一)，“清明節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
明代的《味水軒日記》中記載，這幅畫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體題簽、雙龍小印，並且還有宋徽宗的題詩;詩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這無疑說明畫卷描繪的是春天景色，近代及當代美術史家鄭振鐸、徐邦達、張安治等均主“清明節之意”之說。
對春景之說首先懷疑者是開封市教師孔憲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術》雜誌第二期上發表《清明上河圖的“清明”質疑》一文，孔憲易先生在文章中通過對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飾等考證研究，認爲是畫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鄒身城先生在中國宋史研究會上提出論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圖〉的社會意義》，認爲這裏“清明”一詞，本是畫家張擇端進獻此畫時所作的頌辭，即“清明盛世之意”。持“清明盛世”觀點的還有著名鑑定專家史樹青先生，史樹青先生指出：“清明非指清明節這一天，而是作爲稱頌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河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寶珠先生，在《清明上河圖與清明上河學》一書中，對孔憲易先生的“清明坊”之說持否定態度。周寶珠教授考證認爲，扇子的功能不僅是用來拂暑驅蠅，在北宋時期它除有題詩作畫、撲賣饋贈之用外，還有“便面”之用。“便面”即指書生文人、達官顯貴、庶民布衣在街上碰到熟人不願寒暄，就以扇子障面。故曰：“以扇遮面，則其兩便”。而《清明上河圖》中出現的扇子有十多處，正是孔憲易先生產生秋景說法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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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寶珠教授對“政治清明”一說讚賞有嘉，並進一步證明了這種可能性。北宋時期國家經濟趨於繁榮，出現了較唐朝時期之後的又一個太平盛世。這一時期的文人官宦，爲了仕途騰達，對當朝皇帝大肆歌功頌德。《清明上河圖》中展現出的磅礴氣勢和繁盛景象，最能迎合宋徽宗的政治理想。此說，看似有道理，但細細推敲卻發現《清明上河圖》中不僅描繪了盛世的繁華，也刻畫了衆多的小人物，正在乞討的乞丐，官衙門口的懶散士兵，這些景象似乎與太平盛世相違背。
無論“清明”究竟是何意，都不影響《清明上河圖》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它浩瀚的畫卷，嚴謹的結構，生動的人物活動，博得了歷代帝王名士的青睞，也歷史的浩瀚中書寫了自己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