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中國的農民起義在世界範圍內可謂是獨樹一幟，不僅數量多，規模大，而且破壞力極強。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史上，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貫穿於其始終。其中，更是發生了幾次 導致改朝換代的大起義，如陳勝吳廣起義、綠林赤眉起義、黃巾起義、隋末農民起義、黃巢起義、元末農民戰爭、明末農民戰爭、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起義，等等。
建國以來，這些農民起 義被官方史學界，認爲是正義與進步的化身，沉重打擊了統治階級的統治。他們很大程度忽略了這些所謂起義的巨大破壞性，每當它們爆發，華夏大地都要面臨一次人口大滅絕。秦漢農民戰 爭後，人口不及以前的三分之一;綠林赤眉起義後，人口同樣減少了三分之二;黃巾起義後，東漢5700多萬人口，更是十不存一。其流毒之廣，破壞力之強，不禁讓人側目。在世界上，中國 農民以其勤勞、溫和以及強大的忍耐性而聞名，然而是什麼原因驅使他們形成了數十萬，甚至於上百萬人規模的大起義呢?
在筆者看來，中國的“統一”，可能是造成大規模農民起義的重大原因。那麼統一，到底會給大規模農民起義造成何種便利呢?本文將一一爲大家道來。
統一帝國的“羣聚”現象加劇了農民起義的規模
對於大規模農民起義來說，羣體性的聚集是最爲主要的形成要素之一。在大規模的羣體中，謠言、負面情緒以及邪教思想很容易得到快速傳播，有時候只需一匹夫振臂一呼，就會有千萬人響 應。在歷朝歷代統治者，對於不受控制的羣聚都嚴加戒備。在周厲王時期，爲了防止國人串聯作亂，更是在街道上密佈祕密警察，隨時抓捕相互交頭接耳者。這使得人民相遇，只能道路以目 。到了後世，三人以上的聚會往往要報備官府。婚喪嫁娶的宴飲如果不報備，不能隨意舉行。到了現代，政府仍對遊行、結社等羣聚活動，嚴加控制。
在統一帝國建立之前，人民被人爲的割裂，不可能實現全國性的串聯，所以暴動僅僅限於一國或者一地。比如楚國的“莊矯暴郢”事件，並沒有擴散到其他諸侯國。然而，當統一帝國建立後 ，人民大規模的羣聚成爲了可能。統一帝國的羣聚活動分爲兩種，一種是行政性羣聚，另一種是自發性羣聚。
行政性羣聚，多發生於大規模戍邊、基礎建設和救災活動之中。統一帝國建立後，國防、基礎建設以及救災需求大大提升，政府不得不組織大量人民進行這些活動。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大量 聚集，有時候多達數十萬。而以當時的生產力，又不足使政府具有駕馭這麼多人力的能力。在管理上很容易出現漏洞，瘟疫、飢餓、過勞死在戍卒、民夫之中橫行，因此邪教、謠言以及負面 情緒就更容易傳播了。戍卒手中有武器，民夫手中有工具，加上龐大的數量，一場大規模起義就發生了。
以陳勝吳廣起義爲案例。在統一帝國建立前，作爲楚人的陳勝吳廣遠在南方，可能壓根就不知道匈奴以及長城爲何物。如今要他們背井離鄉，去遠在千里之外的邊疆屯戍，肯定會心生不滿。 在這種不滿的情緒下，不安定分子陳勝的謠言就很有市場。當時，陳勝以及九百名戍卒被大雨阻止在大澤鄉，眼看就要失期。陳勝利用戍卒們對於秦法的不熟悉，散佈“失期當斬”的謠言。 而實際上按照秦律，失期不過只是罰沒一個盾牌而已，遠不至於判處死刑;而且一下子處死九百人，很明顯不現實。當戍卒們出現恐慌後，陳勝吳廣不失時機地開始裝神弄鬼，用迷信蠱惑戍 卒。比如將寫有“陳勝王”的布條塞進魚的體內，再比如在戍卒們休息地附近學狐狸叫，不斷地呼喊“陳勝王，大楚興”。謠言引發了戍卒們造反的念頭，迷信思想堅定了戍卒們造反的決心 ，於是席捲全國的大澤鄉起義就爆發了。
因爲羣聚容易生亂，專制政府對於大規模基礎建設可謂是慎之又慎。到了元末，黃河發生大規模洪災，許多大臣都不主張救災，就是這個原因。當元朝政府決定救災後，民工們果然受到“石 人一隻眼”的蠱惑，發動大規模的起義。
自發性羣聚，最爲明顯的表現就是邪教的橫行。中國的農民起義很少爲宗教而打響，但是卻也少不了宗教。中國的統一，爲邪教教主們流竄全國提供了方便，實現了大串聯。例如黃巾起義， 教主張角佈道於全國，獲得了數以百萬計人民的支持。張角趁勢將教衆分爲三十六方，遍佈於全國，在同一天發動大規模起義。一個月內，黃巾起義的戰火遍佈全國，七州二十八郡都發生戰 事。如果在分封時代，這樣全國性的大串聯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的統一，造就了一個具有龐大面積的大帝國。爲了有效統治這個廣大區域，並防止封建領主的割據，歷朝歷代大多使用郡縣制，派遣有任期的流官到地方進行治理。爲了防止流官在地方 作亂，中央制訂了嚴格的迴避制度，也就是說官員不得在故鄉任職。這個制度嚴格到什麼地步呢?乾隆年間，浙江紹興府通判一職出缺，於是吏部推出了順天籍官員張廷泰補缺。但在乾隆帝 接見張廷泰時，聽出了他的紹興口音，“因加詢問”，得知其幼年曾隨父在紹興居住數年，於是乾隆取消原擬任命，讓張廷泰到福建任職。
這樣的制度雖然避免了流官割據一方，但是也造成了嚴重的副作用。流官非封建領主，治理的地方並不是自己所有的領地，他們只是所在地人民的“牧”，而不是“主”。所以地方治理的好 不好，人民是否安居樂業，並不是廣大流官們所關心的事情。對於他們來說，只要沒有大過就好，所以很容易出現人浮於事的狀態。更有甚者，流官們還會與當地豪強沆瀣一氣，瘋狂地貪污 受賄，殘害人民。“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絕非虛言。
在秦朝以後，歷代政府爲了防止農民起義，往往採取輕徭薄賦的稅收政策。這種政策意在利用中國龐大的人口，通過集腋成裘的手段，從地方抽取巨大的財富。這樣的政策既富了國家，也減 輕了人民負擔。在西歐、日本的封建社會，領主們對手下農奴的剝削率要遠高於中國。有些領主收取的租稅，甚至達到了農民收成的六成。但是農奴是領主們的財產，註定了他們不會將農奴 往死裏逼。但是對於中國的流官們來說，逼死個把農民是毫無壓力的，強佔農民的田地是可行的，甚至像強盜一樣搶劫商旅也可以做到。例如西晉鉅富石崇，他的鉅額財富居然是通過在荊州 當地方官，搶掠商人所得。
在五代，官員對於人們的盤剝更是令人瞠目結舌。後唐馮贄的《雲仙雜記·拔丁錢》記載：“官員趙在禮之在宋州，貪污受賄，害苦了百姓。後來他被朝廷外派他地，百姓欣然相賀，都說： ‘此人若去，可爲眼中拔釘子，何快哉!’結果趙在禮聽到了，大爲憤怒，立即上表求在宋州繼任一年。趙在禮於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僅在一年的時間就獲 錢百萬。”
在專制時代，循吏清官往往是少數，這些人被萬古傳頌。多的就是貪官污吏，受到層層剝削，人民又如何會不反抗呢?所以在那個時代，人民所面臨的主要矛盾並非與地主階級的矛盾，甚至 並不是與中央政府矛盾，而是與官僚階級的矛盾。在官逼民反後，起義參加者不僅是農民，地主同樣也會參與，而且往往還是帶頭人。他們打出的旗號往往不是搶班奪權，而是要反貪官。就 如李自成所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也就是“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意思。
統一帝國造就了流賊的猖獗
中國農民起義軍，往往有另一個稱號--流賊。中國面積廣大，給流動作戰提供了巨大的迴旋空間。當一個地方發生大起義後，農民起義軍往往化爲流賊，向全國蔓延。例如唐末的黃巢起義 ，數十萬流賊在唐朝的領地上南征北戰，避實就虛，以烏合之衆竟連破名城，在南方攻破了廣州，向北連唐朝首都洛陽、長安也被攻破。另一個大的流賊時期在元末，紅巾軍並分三路向元朝 發動總攻，兵鋒竟然遠至元朝上都以及朝鮮。到了明末，張獻忠、李自成、羅汝纔等人在陝北發動起義，轉戰中國多個省份，李自成更是攻破了北京，將明王朝滅亡。
流賊往往是因爲一場自然災害而引發，飢餓的貧民同時受到貪官污吏的盤剝，不得不造反。飢餓貪婪的流賊們往往搶光、吃光、殺光自己途經的一切，被他們劫掠的當地人往往會因此一貧如 洗。爲了生存，這些人也被流賊們所裹挾，自己也成了流賊。就這樣，流賊的隊伍如滾雪球般變大，很快就能擴展至十萬以上的規模。當他們遇到訓練有素政府軍的圍剿時，流賊們往往會一 哄而散、化整爲零，向全國各地蔓延。
對於許多流官來說，他們手中掌握的軍事力量往往是治安軍，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不能與人多勢衆的流賊們抗衡。他們所在的地區也就成了流賊們重點的進攻對象，成爲流賊們擴大實力 的基地。對於有實力對付流賊的朝廷命官來說，主動攻擊流賊無異於自找麻煩，他們往往自滿於保境安民，只是將流賊們趕走就行。在唐末和明末，流賊們之所以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壞，很大 程度就是由於那些地方實力派不肯互相合作，導致流賊的實力越來越強。
歷史上的流賊們並不像現在歷史書中說的那麼“偉光正”，他們帶來的破壞絕不下於一場巨大的自然災害。他們所經過的地區，留下的往往只有屍體和廢墟。所謂“均田免糧”、“闖王來了 不納糧”，不過是句漂亮話而已。例如黃巢“起義”，流賊們缺乏軍糧，他們居然以人肉爲糧。他們用大石碾將抓來的百姓壓成粉末，並把肉泥蒸熟當飯吃，其殘忍簡直令人髮指。再如王莽 時期的赤眉起義，赤眉流賊將所到之處全部搶光，從關東到關中，他們所經之處竟然都成了一片白地。所以說，農民起義所造成的流賊，大大增強了其破壞力。
與中國相似，阿拉伯帝國也經常面臨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困擾，其中發源於中亞的阿布·穆斯林起義更是顛覆了伍麥葉王朝，實現了改朝換代。
而對於封建制度，或有封建性質的國家來說，流寇很難生存。領主們將自己領民保護在塢堡之中，流寇們想要獲得給養，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領主們爲了保護自己的財產人民，打擊流寇更會不遺餘力。 例如在漢末，地主豪強們紛紛起兵，在各處打擊黃巾軍。人數多達數十萬人的黃巾軍，竟然在幾年內就被地主的“義兵”所殲滅。在日本，曾發生了大規模的“一向宗”起義，雖然聲勢浩大 ，卻受困於日本大名衆多，始終成不了大氣候，最終被大軍閥織田信長所殲滅。
在西歐，農民起義並不少，著名的起義有尼卡起義、扎克雷起義、閔采爾起義、胡斯起義、普加喬夫起義，等等。然而，這些起義大多都沒有形成氣候，被封建勢力聯合剿殺，遠沒有中國的農民起義那麼聲勢奪人。究其緣由，蓋因西歐實行封建制度，廣大農民被被封建領主們人爲的分割開，無法實現串聯，不能成爲流賊，很容易被封建領主們聯合剿殺。
很顯然，分封的制度對於農民起義的烈度具有極大的限制作用。統一中國的農民更有改朝換代的信心，中國的統一國家中，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要遠大於西歐和日本。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貴族社會就開始瓦解，平民階層開始上位。儒家強調“有教無類”，墨家強調“官無常貴，民無終賤” ，法家強調“軍功爵、法不阿貴”。這是當時，中國社會階層流動性加強的縮影，平民通過努力也可以當飛黃騰達的信念傳播至民間。在秦末，陳勝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奏響了平民搶班奪權的最強音。在楚漢戰爭中，平民劉邦帶着胥吏蕭何、吹鼓手周勃、屠夫樊噲等人，打敗了秦朝和項羽，建立了漢朝，開始了“布衣將相”的時候。劉邦以一介布衣稱霸天下，給未來的起義者們開了個“好頭”。在以後的歷屆王朝，很多起義者都以推翻政府、建號稱帝爲目標，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是除劉邦以外，另一個成功者。
然而在封建勢力強大的西歐和日本，階級固化遠比中國嚴重，貴族與平民涇渭分明，平民很難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爲貴族。西歐的許多農民起義，並沒有目標，也沒有指導方針，其目的往往在 於減少剝削，而不是推翻自己的領主。當自己的目的達到後，農民往往又回到自己的領主身邊，繼續受剝削。當然，還有一些農奴選擇逃亡，投靠到自由城市做工。
在封建國家，貴族階層能夠掌握遠高於農民的武力，從而使得貴族與平民的力量對比變得十分懸殊。在西歐，一個全身披掛的騎士可以輕易擊敗數十倍於他的農民;在日本，一個武士可以因爲平民對他“無禮”，將其斬殺而不用付任何責任。因爲貴族們的武力壓制，導致農民不敢反抗，甚至連想都不敢想。這與中國農民反抗朝廷的自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總之，統一對於中國具有相當多的好處，但也帶來了農民起義的狂烈，加強了農民起義的規模、頻率以及破壞力，可謂是有得必有失。因爲農民起義，中國總是困擾於王朝週期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面臨一次人口大滅絕，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所以，在統一的同時，如何避免大規模的動亂問題，是每一箇中國人都必須反思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