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中國歷史，但凡一個大一統王朝初定，總是希望四夷賓服。朱元璋也不例外，明朝開國伊始，作爲開國皇帝，公元1368年即位之初，朱元璋就派使臣下國書到日本，表達兩個意思，一是希望他們來朝拜，二是責令他們解決擾明倭寇。
結果，國書送達日本後，日本不僅沒來朝貢，而且還砍了朱元璋使者腦袋。
泱泱天朝大國被小小島國羞辱，朱元璋惱羞成怒，揚言出兵，征服日本。
針對朱元璋的開戰威脅，日本“攝政王”懷良親王針鋒相對，寫了一篇著名回信：
“臣聞三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褊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封疆百萬裏，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
夫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昔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差。
自古講和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
這封“名書”，顯示了懷良卓越的漢文功底，寫得不卑不亢，綿裏藏針。表面上給了“天朝”面子，實際卻暗藏“奉陪到底”的強硬。
小小日本，爲何敢殺大明使臣？
這首先與兩場歷史鉅變有關。其一，兩宋滅亡；其二，日本抗元。
兩宋滅亡前，中國是日本的榜樣。南宋滅亡的時候，日本“舉國茹素”來哀悼大宋的滅亡。可見日本“中華情結”何其深厚。蒙元建立後，元世祖忽必烈因“倭主不來朝貢”，造大船7000艘兩伐日本，結果船隊均被颱風所摧毀，日本人將此風稱爲“神風”。
雖然百年後漢人復國成功，但繼起的明王朝在日本人的眼裏，已經失去“正溯地位”。中國自宋以後就不再是他們崇尚的正源華夏文明瞭。這不僅是日本史學家的認識，不少國外史學家與日本所見略同，均將宋朝覆亡視爲古典意義中國的結束，即所謂“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
藉助“神風”，日本兩次橫掃蒙元遠征軍。通過抗元，日本大大提振了戰勝亞洲大陸軍隊的信心；另外對中國也不再崇拜。蒙古可以滅宋，但卻無法滅日本。
雖然朱元璋鄙視日本由來已久。在他眼裏，日本就是個“國王無道民爲賊”的小丑國。但日本卻認爲本國比這個明國更有資格繼承中華大統，他們以中華正統——上古人自居。針對大明皇帝對日本的鄙視，日本也進行了迴應，日本學者寫了一首詩《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描述了日本國現狀：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儲清酒，金刀膾素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
這就是即便在今天，“唐宋在日本”之說仍流傳的原始出處。
話說回來。大明與日本劍拔弩張，戰爭呈一觸即發之勢。然而，面對朱元璋步步緊逼，日本當政者還是寸步不讓。他們的“底氣”除了上述兩個原因，還有沒有更“撐得住”的原因？
追尋歷史的深處，發現還有一個日本當政者的“戰略”眼光原因，甚至佔據日本對抗中國的“底氣”更大比重。
這要與日本內部變化聯繫起來。當時日本雖處“南北朝”時代，但執掌南朝的懷良親王正值“起勢”時期。南強北弱，大有江山一統、吞吐八方之勢。殺明使、回戰書，使懷良王聲名遠揚，此後，日本嚮明朝下書，很多都假託懷良王之名，以壯行色。而懷良親王的底氣，一是來自日本抗元“神風”的信心，二是他的戰略眼光獨到——斷定朱元璋“不敢征伐”。
懷良王的判斷依據，是中國自古以來，作爲一支大陸力量，對外張力極其有限，從未有徵服海上島國的記錄，自宋以來，中國基本處於頻繁應付外侮侵略中，更何談海戰勝利經驗。
所以，這個執掌日本大半江山的王者，雖承認本國實力沒有強到戰勝中國程度,，但料定大明皇帝不敢做蒙古遠征軍都做不到的事，朱元璋的“戰爭威脅”，不過是“說大話”而已，自己也不妨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放出“大話”——放馬過來，俺不怕你。
果如日本所料，儘管日本一再不敬，朱元璋只是大話壓人，始終不敢輕舉妄動。不知他是忌憚“日本神風”，免蹈“蒙古之轍”，還是“韜光養晦”，總之後來“沒和倭寇一般見識”。
再後來，朱元璋在留給接班人的鐵券丹書中，明確規定日本爲“不徵之國”。他竟從日本的應戰書的字面中找回了面子——既然日本稱我爲“天朝”，自稱爲“臣”，朕也就寬懷大度，不再究日本殺使者的事情了。
朱元璋此舉，看似大度，實則無奈——我不打你了，你也別惹我。大明時期，中日力量雖然仍不對等，大明國力明顯高出小打小鬧的倭寇幾籌，但從對抗之“國家氣勢”上，已呈“均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