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爲什麼執意娶朝鮮國的公主？多爾袞幾個老婆

導讀：多爾袞並沒有忘記德川慧子，那個美麗的影子一直在他的心中。六年以後，即到了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多爾袞派親信去朝鮮選美，結果16歲的李氏被選中。她是朝鮮金林郡公李凱胤的女兒，即朝鮮義順公主。這年的5月，多爾袞親自率領諸王大臣前往本溪連山關迎娶，未舉行任何儀式，就迫不及待地與李氏在連山關成婚。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因爲這李氏與德川慧子長得十分相像。當時，隨多爾袞前來的安崇阿見到這個王妃，着實嚇了一跳。

多爾袞幾個老婆？

多爾袞爲什麼要娶朝鮮國的公主？

睿親王府就是南池子東側的明朝南宮。

南宮在明代時爲皇城東苑，是太子居住的地方。明正統14年，英宗朱祁鎮受太監王振的蠱惑，御駕親征，不想在河北懷來的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俘虜。幸好于謙挺身而出，擁戴英宗的同母弟弟朱祁鈺爲皇帝，這就是景泰帝。這樣，蒙古瓦剌部的要挾落了空，他們只好把明英宗又放回來了。一國不能有二主，于謙想了想，就將英宗朱祁鎮以太上皇的名義囚禁在南宮裏。過了幾年，景泰帝病了，一些居心叵測的大臣趁此機會擁戴英宗復辟，又把景泰帝送到了南宮。沒過幾天，景泰帝就病死了。從此，這座宮殿就閒了起來。

多爾袞進了北京，一眼就看中了南宮，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南改造成了睿親王府。王府的地基高於地面數丈之多，殿宇宏偉，四周繞以36根檐柱，檐椽爲三層。看上去特別壯觀，氣勢遠遠超過了其他王府。他要做的就是僅次於皇帝的王中王，這種心跡從王府的規格就可以看得出來。

據說，在多爾袞掌權期間，睿親王府前每日都是車水馬龍，大小官員往來穿梭，這裏實際上已成爲當時全國的政治中心。多爾袞每天在府裏召集百官議事，然後再將已決之議拿到朝廷上去，請順治過目。後來，他嫌跑來跑去太麻煩，乾脆將皇帝發佈諭旨的玉璽搬回府中。

清初詩人吳梅村曾有詩句“七載金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描述的就是當時睿親王府外王公貴族進進出出的繁盛情景。多爾袞死後削奪王爵的罪名之一就是他在府中議政。

現在順治駐馬睿親王府門前，看了看這座巍峨的建築。本來，他想側身向西看一眼自己所住的皇宮，做一番比較。但是，這個聰明過人的少年沒有那樣做，他生怕皇叔看出他內心的不快，他飛快掩飾了過去。

順治：“好漂亮的王府呀，這正是我心裏的攝政王府的樣子。”

多爾袞：“哈哈哈，皇上真會說話，本王不過是借用明朝的南宮一用，也圖的是上下朝方便。”

這時，鄭親王濟爾哈朗、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肅親王豪格互相交換了一下目光。鄭王老練，看上去，目光裏沒有內容，阿濟格的目光裏有得意，多鐸的目光裏有羨慕。豪格的目光警覺，臉色最爲難看，他在爲自己的弟弟順治擔憂。因爲十四叔把王府修成這樣，明顯是對皇上的不恭敬。倒是順治彷彿特別天真爛漫的樣子，東瞅瞅西望望，一面還讚不絕口。

王府的大門洞開，順治讓多爾袞先行，多爾袞哪裏敢?他連連後退，順治一笑，輕輕拍拍馬背，他進了睿親王府。衆王公大臣相繼跟進，安崇阿和德川慧子等也進了了王府。

王府全體成員分爲兩行跪在地上接駕，右一行是由多爾袞的大福晉博爾吉吉特氏率領的衆福晉和內眷，左一行，是由王府總管率護衛及雜役人員。黑壓壓地一片，與此同時，“萬歲”之呼聲不絕於耳。

順治下了馬，快步走向多爾袞的大福晉博爾吉吉特氏，輕輕扶起美麗的王妃。

順治：“快請起，論家法，您是我的嬸額娘呀。”

大福晉：“皇上，臣妾不敢，睿王府是隻認國法的。”

多爾袞聽了大福晉的話，特別高興，心裏暗暗誇這位福晉的聰明。這樣的話，皇上聽來是高興的。

順治作出高興的樣子，一再讓大家平身，並信步向王府的銀安殿走去。多爾袞下了馬，緊緊跟隨，王公大臣們也紛紛下馬，將馬交給隨身的跟役，陸續走進了銀安殿。

銀安殿面闊七大間，正門、殿、寢都覆有綠琉璃瓦。東西有配樓，各廣九間，覆灰瓦。銀安殿檐角上的垂脊獸爲七個，正脊兩端用螭吻。正殿中設座，高八尺，寬十有一尺，長九尺，基高尺有五寸，朱裸彩繪五色雲龍，座後屏三開，上面繪有金雲龍，都是五爪。

睿王府的大監用撣子撣了撣座上的灰，多爾袞扶順治在正座上坐了下來。然後，率羣臣跪了下來。

順治：“諸位愛卿，朕是這樣想的，今天既是高興，又到了攝政王府，那從現在開始，大家都放鬆一些，宴飲嘛，就不要太拘謹了。”

多爾袞：“皇上的意思是?”

順治：“朕的意思是，馬上開宴。大家餓了一上午了，您說呢?朕也餓了呀。”

多爾袞：“好哇，皇上，我們就在銀安殿裏擺宴。佟總管……”

佟總管趕緊跑了過來。

那總管：“王爺，我來了。”

多爾袞：“傳膳!”

佟總管：“扎!”

佟總管剛要回身往外走，多爾袞又叫住了他。

多爾袞：“等等，你去到我的護衛長那裏，找他要兩隻豹子腿，皇上說我們家的扒肘子好，這回你就讓廚子們扒一對豹子給聖上吃。”

順治聽了這句話，馬上跳下了正座。

順治：“朕要去看看你們王府的扒肘子的訣竅祕招。”

多爾袞：“我的皇上啊，您快上坐吧，那可不是您看的，煙熏火燎的，沒有什麼好看。回頭我讓他們寫個譜子給您看就得了。”

順治被多爾袞又扶上了正座，他皺了皺眉，也不好說什麼，忽爾，他也覺得自己太輕佻了。臉上又恢復了只有他才的少年天子的莊重。

王府的太監和雜役們紛紛涌進了銀安殿，爲順治帝和各位王公大臣安排了桌子和座位。多爾袞特別囑咐讓安崇阿和那一隊日本人挨着皇上和他的這一桌。

多爾袞請順治帝入了餐桌主位，自己緊挨着皇帝的右側就座，在他的下面是英親王阿濟格，再下面是肅親王豪格等;皇帝的左側是鄭親王濟爾哈朗，下面是豫王多鐸等。

相鄰的一桌，是安崇阿、晴春和德川慧子等日本人。其他王公大臣也分別就座完畢。

在很短的時間裏，王府膳堂的雜役們就將菜上齊了。一時，銀安殿裏奇香撲鼻。德川慧子畢竟是德川將軍府的千金，她還繃得住。國田、中島、宮岐哪裏見過這陣勢，他們的小鼻子數度抽搐，即使是德川慧子一再瞪他們，也還是無濟於事。

這時，鄭親王濟爾哈朗看了一眼順治帝，同時，多爾袞的目光也落到了皇帝的臉上。順治明白了。他起身，舉起了金質的酒杯。

順治：“今日行圍，是本朝定鼎國都後的第一次，各位王公大臣還有外國客人辛苦。朕借攝政叔王的寶地，犒勞大家，望大家不必拘禮，開懷暢飲。”說罷，自己帶頭幹了一小杯。

衆人見順治帝幹掉了一杯酒，也就紛紛舉杯，在高呼萬歲之後，也都一飲而盡。

英親王見日本人只顧狼吞虎嚥吃菜，喝酒卻像女人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不覺輕蔑地大笑，他的弟弟豫親王多鐸也笑了。這時，多爾袞用目光掃了兩人一眼，兄弟倆立馬恢復了王爺的威儀。

德川慧子注意到了這個細節，她爲同胞的表現感到丟人，臉唰地一下紅了。她偷偷看了一眼安崇阿，安崇阿則彷彿什麼都看見。國田等人的臉也跟着紅了，他們開始有效地控制自己手中的筷子了。安崇阿寬厚地笑了，他端起杯子，對大家說：“喝酒哇，皇上讓我們放開點，在攝政王家的酒，你們是喝不完的。”這時，忽然有個小太監走近了攝政王多爾袞的面前，耳語了幾句。卻不料多爾袞竟一腳踢翻了他，並且開口罵了起來。

多爾袞：“混帳，在皇上面前，有什麼不能大大方方說的?嘁嘁喳喳，成什麼樣子?”

小太監：“扎!”

小太監伏在地上不敢起來，多爾袞湊近順治帝，含笑開口了。

多爾袞：“皇上，這個奴才剛纔是來稟報，我的廚師們正扒那隻花豹的肘子，您不是不知道我們睿王府的肘子爲什麼香嗎?現在，我陪您去看看。”

順治：“好哇，朕倒要看看。”

說罷，君臣二人起身，多爾袞踢了趴在地上的那個小太監一腳，說：“不知規矩的東西，起來帶路吧。”小太監聽了這話，飛快爬起來，溫順地哈着腰在前面帶路了。這邊，衆人繼續飲酒。

德川慧子：“安大人，皇上要學做肘子嗎?”

安崇阿：“不是，皇上好奇就是想看看這肘子是怎麼做的。”

二人正說着呢，順治帝和多爾等回來了，後面是幾個廚子端着一個大銅鍋的花豹肘子。一時，室內奇香撲鼻。

順治：“這回朕可是弄明白了睿王府的扒肘子是怎麼做的了，原來裏面放了大茴、桂皮、花椒、姜、鹽、還有紹酒……安大人，你先和客人吃一點，這個豹子是你打下來的。”

安崇阿：“哪裏?臣只是打了一半。”

順治並不聽他說，命王府傳菜的太監將扒豹肘子端到安崇阿這個桌上。安崇阿連忙起身，將這道菜恭身端到皇帝和攝政王多爾袞的桌上。這時，順治和多爾袞二人已經就座。順治帝含笑看了看安崇阿，又命人從湯鍋裏分出十幾份豹肘子來，一一分賜給到各個桌上。

宴會再度掀起高潮。王公大臣們紛紛起立感謝皇帝的賜宴，感謝攝政王的盛情。

正喝着呢，多爾袞忽然盯住了德川慧子。安崇阿一眼就清了這位王爺的心思，他心說，不好。德川慧子也注意到了王爺的目光，她一時不知所措。就在這時，多爾袞衝着安崇阿喊了起來。

多爾袞：“安侍衛，那位小姐就是你講的德川慧子吧?”

安崇阿：“是的，王爺就是她。”

多爾袞：“那請她爲皇上和諸王公大臣跳一個日本舞，我聽說，日本舞好看。我看過高麗的舞，據說和日本舞一樣，都學的是我們唐朝。”

安崇阿：“好哇。”

安崇阿看了看德川慧子，德川慧子竟一點也無懼意，她幹了一杯酒後，大大方方地走入銀安殿的正堂中央，跳起了《迦摟羅》舞姿帶有北方民族的特點，奔放而又浪漫。德川慧子跳得熱烈而深情，她高高的起伏的胸脯讓多爾袞的醉眼有點迷亂。

安崇阿有點擔心，他雖然相信攝政王的的大智，但現在喝醉了，萬一他做出什麼決定，那豈不是壞了皇上和太后的大政方針?

就在這個時候，德川慧子突然轉安崇阿，嬌聲媚聲地提了一下問題。

德川慧子：“安大人，您知道我跳的這是什麼舞嗎?”

安崇阿：“我當然知道，這是流行奪我們中國的佛教樂舞。是唐代的時候傳到你們那裏去的吧?”

德川慧子：“那安大人能陪我跳一曲《獅子開道》”

安崇阿明白了，德川慧子真聰明呀，她這是有意在拒絕多爾袞貪婪的目光。因爲這個舞蹈裏面多次出現多人疊舞，這在當時，一般的男女，是不做這個動作的，就是宮廷裏的優伶，也是女扮男裝來做的。如果放在別的場合，他是不會答應的德川慧子的，但今天這個場合，他必須答應。

安崇阿出場了，他那高大俊美的身姿一亮相，立即贏得了皇帝和王公大臣們的喝彩。連多爾袞的目光也不得不改變一下，從德川慧子的胸前移開，多看看本民族的英雄形象。

《獅子開道》讓兩人跳得大氣又細膩，既有寫意，又有工筆，贏得了人們一陣陣的掌聲。

挨着多爾袞坐着的英親王，這時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很有趣，他阻止了多爾袞對德川慧子的奇思妙想，而成就了另一樁婚姻。

阿濟格：“攝政王，我那傻兄弟，你還沒看出來嗎?德川慧子對安大人那個勁，她呀，她迷上了我大清的巴圖魯。你呀，就別存什麼傻念性了。”

多鐸：“是呀，我聽說這遷都的一路上，都是安大人在救這個小姐，這是英雄救美呀。”

多爾袞瞅了兩人一眼，最後，把目光停在了英親王的臉上。

多爾袞：“十二哥的話就是多，一會兒，他們跳完了，我就讓你講你的故事，那些戰敗的故事，那些屠城的醜事情。是吧，皇上?”

順治那時正與一塊豹肉較勁，也沒聽清多爾袞說什麼，就唔唔嚕嚕地答應了下來。多爾袞順勢說了聲：“扎!”這就算了領了聖旨。阿濟格面露苦相，但很快也就釋然了。

阿濟格：“講就講，也不是沒講過，講了給大家長個記性。”

多爾袞哈哈大笑，又敬了這位十二哥一杯。他對德川慧子的想法，就這樣消失了。

宴會繼續進行中。

但多爾袞並沒有忘記德川慧子，那個美麗的影子一直在他的心中。六年以後，即到了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多爾袞派親信去朝鮮選美，結果16歲的李氏被選中。她是朝鮮金林郡公李凱胤的女兒，即朝鮮義順公主。這年的5月，多爾袞親自率領諸王大臣前往本溪連山關迎娶，未舉行任何儀式，就迫不及待地與李氏在連山關成婚。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因爲這李氏與德川慧子長得十分相像。當時，隨多爾袞前來的安崇阿見到這個王妃，着實嚇了一跳。

試論攝政王多爾袞的朝鮮政策

多爾袞，努爾哈赤第14子,初封貝勒。天聰二年(1628)以戰功封爲固山貝勒，登上政治舞臺，並逐漸成爲皇太極的親信嫡系。崇德元年(1636)，封爲和碩睿親王，隨皇太極出征朝鮮，迫使朝鮮稱臣。崇德八年(1643)，多爾袞擁立皇太極第9子福臨繼位，自己與濟爾哈朗爲聯合輔政攝政王，實際上多爾袞一人把持了清國軍政大權。次年揮師入關佔領北京，封爲“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1648)加封“皇父攝政王”。順治七年(1650)病死於喀喇城，年38歲。

多爾袞短暫的一生中，戎馬戰事佔用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在整個皇太極統治17年期間，多爾袞主要經歷是統軍作戰，並逐漸成爲皇太極的親信，以此積累了軍事實力和從政經驗。皇太極確立了與明爭奪天下的大政方針，也開始有了明確的對朝鮮的戰略方針和政治謀略。而這一期間，多爾袞與朝鮮王廷的建立了某種私人性質的聯繫。順治元年開始，攝政王多爾袞成爲清朝主要決策者，他的朝鮮政策主要秉承皇太極，由於戰略形勢的鉅變，也爲了得到朝鮮的物資援助，多爾袞及時調整了朝鮮政策，使得清與朝鮮的關係由征服與被征服者的關係開始向傳統的宗藩關係迴歸。多爾袞也是頗具個性的帝王，除勇猛果敢有很好的軍事指揮才能之外，性格方面也很有一些特質，初期忍辱負重、委曲求全、顧全大局、治軍較嚴、禮貌周全，後期則獨斷專橫、脾氣急躁、耽於享樂，因此這一時期的朝鮮政策也打上了多爾袞個人的鮮明烙印。自順治元年到順治七年，雖然時間很短，但由於處於王朝建立的關鍵時刻，多爾袞的朝鮮政策承上啓下，對清與朝鮮實現長期穩固的宗藩關係意義重大。

本文將主要從政策的繼承與調整以及多爾袞個人對政策實施的影響兩個層面來闡述順治初年朝鮮政策的確立過程。由於清朝的朝鮮政策實際上始於皇太極時期，多爾袞的朝鮮政策是對前朝政策的繼承和發展，因此本文對皇太極時期的朝鮮政策以及多爾袞與朝鮮的初期接觸不能不先做一個較爲詳細的闡述。

一、皇太極時期的朝鮮政策以及多爾袞與朝鮮的交往

(一)、皇太極征服朝鮮及多爾袞與朝鮮王廷關係的建立

努爾哈赤時期，後金在薩爾滸一戰扭轉了對明王朝的攻守關係，作爲明朝藩屬的朝鮮也首次在與女真人的較量中品嚐到失敗的滋味。後金對明佔據了戰略進攻的地位，由此開始了後金對朝鮮的經營。

努爾哈赤後期，包括皇太極在內的部分後金貴族認爲“不可置朝鮮而先攻遼東”，已經認識到朝鮮在明清戰爭中佔據很重要的戰略地位。朝鮮的戰略地位，一方面是出於軍事的需要，遼東戰役中潰敗的明軍，退至朝鮮境內，是爲毛文龍部。大批遼東難民也相繼越江逃至朝鮮北部。這些漢軍、漢民對後金的後方產生相當大的威脅。此外，朝鮮宮廷政變的結果對後金政權極爲不利。天命八年(1623)，朝鮮發生宮廷政變，主張懷柔、保持中立的光海君被廢，仁祖即位，義理派掌握了朝政。朝鮮王廷表示要與明朝“協力討虜”，加大了對明軍毛文龍部的糧草軍需的支援，同時極力備戰，形成後金後方的軍事威脅。另一方面是出於經濟的需要，明清戰爭導致後金失去與明朝的交易渠道，後金已經不可能再從明朝方面得到生活、生產用品，朝鮮的貿易地位就顯得十分的重要。朝鮮成爲後金軍民生活生產用品以及貴重消費品的主要來源，而朝鮮對這種貿易的故意刁難使後金方面不堪忍受。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導致後金決定對朝鮮採取軍事行動。

皇太極在繼承努爾哈赤即汗位不久就開始着手實施自己的戰略：在鞏固後方穩定的基礎上，在遼西走廊上與明軍決一雌雄。穩固後方的主要行動就是採取主動進攻的態勢、進軍朝鮮，一方面企圖摧毀毛文龍部明軍基地，一方面威脅朝鮮，以圖瓦解明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並將朝鮮變成自己的軍備物資供應基地，其謀略是主動遣使議和與軍事威脅並舉。天聰元年(1627年)，皇太極命阿敏等人率軍進入朝鮮，後金軍幾乎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一路南進，直指漢城。毛文龍軍逃往皮島，朝鮮國王攜王室、大臣逃往江華島。朝鮮屈從於後金的武力威脅，迫不得已與後金議和，雖仍然維持與明朝的宗藩關係，卻不得不與後金建立“兄弟之國”的邦交關係。多爾袞此時年紀尚幼，沒有參與這次行動。

天聰七年(1633)，皇太極向諸大臣出了一道政論題：“徵明及朝鮮、察哈爾三者何先?”這是一次對後金進攻戰略的整體思考，也是統一思想的戰前動員行動。從後金王公貴族奏議來看，他們的主要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攻擊明朝、爭奪天下。時已成爲一旗之主的多爾袞也參與了討論，他認爲：“宜整兵馬，乘糓熟時，入邊圍燕京，截其援兵，毀其屯堡，爲久駐計，可坐待其敝。”朝鮮並不是主要問題，但是可以看出，皇太極總是把朝鮮放在整個戰略中來通盤考慮的。

崇德元年(1636)春，皇太極在瀋陽稱帝，建國號爲“大清”，改元“崇德”。建元伊始的清國，與朝鮮的關係一開始就處於臨戰狀態，雙方正常的使者往來和貿易已經停止，清太宗皇太極此時已經建立了至高無上的皇權統治，他決心在嚮明朝發起進攻前先徹底解決來自朝鮮的後顧之憂。

清崇德元年(1636年)末，皇太極親率數萬大軍入侵朝鮮，清軍採用閃擊戰法，長驅直入，不到一個月時間，已經兵臨漢城。朝鮮國王匆忙逃入南漢山城。清軍圍而不攻，立柵困之，又擊潰朝鮮全羅、忠清等朝鮮援軍。皇太極派英俄爾岱、馬福塔爲使者前往南漢山城，招降朝鮮仁祖國王。24歲的睿親王多爾袞率領一支滿蒙聯軍參戰，“入長山口，克昌州。”又“進攻江華島，克之，獲朝鮮王妃及其二子。”江華失陷，朝鮮遂決定降清稱臣。

也正是在這次行動中，多爾袞與朝鮮王廷有了第一次直接接觸。朝鮮史籍稱此時的多爾袞爲“九王”：“虜將九王抄諸營兵號三萬，車載三板船數十，進屯甲串津，連放紅夷炮，水陸軍劻勷不敢近。賊乘虛急渡……(朝鮮兵)望風而走……大君募勇士出擊，不能敵，或死或帶傷而歸。俄而大兵圍城，虜王遣人呼於城下曰：‘屠城易耳，頓兵不進者，詔命也。皇帝已許和，急遣官來聽。’……(大君)行至陣門，虜王令譯官道之人，致敬禮焉。日晚，大君與虜王聯騎入城，留兵城外，分路東西，令彼我勿相雜糅，戢其軍兵，無得殺戮。令諸陣許還被擄士女，請大君修簡於行在，令宰臣馳啓。……虜王還渡江，蒙兵作亂，焚掘殺掠殆盡無遺。”指揮江華之戰的多爾袞“戢其軍兵，無得殺戮”，又善護朝鮮王妃、王子，且“致敬禮”，表現出成熟的政治謀略。

在迫使朝鮮簽訂“丁丑約條”後，皇太極率先向北撤軍，朝鮮世子、大君等其他質子則隨多爾袞軍行動。這使得多爾袞有機會直接結交朝鮮王室並展示他的個人魅力：“丙子，上往見九王於城山陣中。城山在城西十里地。……戊寅，九王撤兵還，以王世子及嬪宮、鳳林大君及夫人西行。上幸昌陵西以送之，駐馬於路旁，與九王相揖。九王曰：‘遠來相送，實切感謝。’上曰：‘不教之兒，今將隨往，願大王指教之。’九王曰：‘世子年歲既加於俺，而觀其處世，實非俺之所敢指教。況皇帝厚遇之，願勿慮焉。’上曰：‘諸子生長於深宮，而今聞露宿累日，疾恙已作，幸於道路，使得寢處於房堗。’九王曰：‘謹奉教。萬里之別，必費心慮，深恐國王之致傷也。世子雖往，亦必不久還來，幸勿過慮。師行甚忙，請辭焉。’世子、大君拜辭而行，上涕泣而送之曰：‘勉之哉，勿激怒，勿見輕。’世子伏而受教。”這是一個禮數週全的多爾袞。

江華之戰速戰速決使得清與朝鮮的戰爭得以在較短的時間內結束，從而使朝鮮人民免受更大的災難。此時的多爾袞忠實執行着皇太極的朝鮮政策，而他本人在軍事行動中對軍隊的諸多約束以及對朝鮮王室善加保護、以禮相待等舉動都贏得了朝鮮王廷的好感和感激，所謂“有私恩於國王”，這形成他與朝鮮王廷之間建立良好私人關係的基礎。

(二)、崇德年間的朝鮮事務

崇德初年，迫於武力征服的朝鮮並不甘心臣服於清，清朝的朝鮮政策建立在清朝強權政治基礎上，也還沒有學會使用傳統的禮治統治方法，軍事壓力的諸多需要更讓朝鮮總處於疑懼的境地，朝鮮“義理派”、“斥和派”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雙方關係的發展並不很順利。

皇太極班師回軍之時，命令“貝子碩託、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率每牛錄甲士四人及三王下全軍，齎紅衣炮十六位，並朝鮮戰船五十艘，往取明皮島。”四月，“清將馬伕達領舟師七十餘艘襲破椴島(即皮島)，都督沈世魁不屈而死，軍兵死者萬餘人。”皮島明軍的消滅徹底解除了清軍的後顧之憂。

在皮島戰役中，清人發現朝鮮“炮手精銳，椴島之役，賴此成功”，朝鮮舟師也有極大的利用價值，恰可彌補清軍水軍的薄弱。不僅如此，朝鮮軍隊助攻還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可以籍此打擊明朝：“非必用於戰陣，蓋欲助爲聲勢，使聞於中國也。”因此，清廷不但要求朝鮮徹底斷絕與明朝的傳統政治關係，而且要求朝鮮出兵出糧以助攻，成爲清的戰略後方和軍備基地，這成爲清廷最初對朝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

朝鮮雖被迫與清朝簽訂了城下之盟，但它無論是從感情還是禮制統治的需要出發，它仍暗中奉明朝爲自己的“上國”、明朝皇帝爲唯一“天子”。朝鮮仍與明朝保持祕密往來，朝鮮漁民充當了信差的角色，爲雙方傳送書信。

清崇德三年(1638)，清廷令朝鮮發兵五千人助攻，朝鮮王廷以僥倖心理縷陳困難，刻意拖延，最後沒有按期到軍。清帝震怒之餘，“責世子從軍，且令直自移書於平安兵使，調兵入送。”又派敕使赴朝嚴責朝鮮國王：“不意二年之間，頓忘活爾之恩，反以朕爲食言。自王以外，再無妄言者也。朝鮮國王發現“此事實系存亡”，趕緊派大臣赴瀋陽請罪。清帝認爲罪在其臣：“今觀王之諸臣，如膠柱鼓瑟，偏泥章句，不知順時達變，只爲王累耳。”清廷對朝鮮王廷的基本認識是“主弱臣強”，因此通常會把責任推委到其大臣們的頭上。

清崇德五年(1640)初，朝鮮“備陳國王病日益痼，乞以大君交替，欲見世子於生前。”多次呈請之後，清太宗先派滿月介赴朝審視國王病情屬實，然後准許世子東還省親。而似乎作爲回報，清太宗同時命令：朝鮮水師五千名、船一百十五艘、裝載軍糧米一萬包到錦州前線報到。但朝方聲稱：大部分“遭風”沉沒或“爲石所壞”，又有部分船隻被明軍發覺所俘，才前進到蓋州一線，“僅存船二十五艘”。清廷懷疑朝鮮方面與明朝暗中交接，假裝交戰，將原擬運送清軍的軍糧大部轉送給了明軍。清廷還暗中瞭解到，在此期間朝鮮朝野上下掀起反清浪潮，甚至聽說朝人“槌碎三田渡碑石雲矣”。而朝鮮暗中修築南漢和平壤等城碟、以及馬伕達在出使朝鮮後暴斃等事件，更加深了清方的疑忌。在此情形下，兩國關係驟然緊張。於是清廷派出了龐大的“查勘敕使”使團，以偵探朝鮮的虛實。

這是清廷對朝鮮第一次派出“查勘敕使”使團。清廷做了周密的步署，首先派范文程、英俄爾岱等赴沈館(朝鮮質子館)，與朝鮮世子先行商討，具體情形史書不載，但從沈館朝鮮官員給朝鮮國王狀啓中有“至有不忍聞之語”來看，清廷當有以朝鮮世子取代其王的企圖，以致於瀋陽傳出清帝“悔不於出城時易立其子”的流言。其後，清使英俄爾岱等率一部清軍駐留義州、而另派內院官查布海等齎敕書入王京宣敕，並審視三田渡碑、南漢山城實狀。又命令朝鮮領議政、都承旨等大臣到義州受審。

清崇德五年(1640)冬，英俄爾岱坐鎮義州，審訊朝鮮大臣，宣佈朝鮮的“十二罪狀”，主要是助軍助糧多次違期、不積極刷還逃人等。朝鮮王廷從一開始就發覺，此次敕行“大異於前日”，而“龍將面承帝命，事極嚴祕”，稍有不慎，則“國必亡矣”，除俯首聽命、“曲盡其欲”外別無良策。查勘結果是：三田渡碑完好無損，朝鮮王廷上下恭敬順從、有增無減，並無要背叛造反的跡象，而清議派物議朝政，才至於“誤事”。朝鮮王廷的順從態度緩和了清廷的猜忌，清帝遂敕諭朝鮮：“今番十二件事，爾國皆已自服，又即押送此輩，不違皇命，既往之失，皆置之。”清帝又頒敕免去朝鮮歲貢米九千包(原數一萬包)。恩威並施是皇太極一貫的政治謀略，朝鮮王廷則初次嚐到了“事大以誠”的甜頭。

清崇德六年(1641年)春夏，清帝令朝鮮世子、大君從軍徵明，朝鮮派柳琳統率朝鮮兵一千五百名，參加了攻打錦州的戰役。正當錦州戰役進行之時，明朝“漢船”頻頻到達朝鮮，上年託稱飄風、密送明國的張超等人也隨船返回。而此時朝鮮王廷已無與明朝暗通的心情，因此將明朝船隻到來的消息報告清廷，清廷令之“爾國宜先防備，使不得到泊”，但明廷卻又派出“漢船”二十餘艘赴朝鮮，而僧人獨步者“還奉敕書而來”，其書有“不錄前過，期於夾攻”之語。朝鮮王廷聞訊，憂懼交加，唯恐清人發現，但還是密通於漢船，並接濟明船糧饌。此時朝鮮義州人“崔孝一載其妻子投入中原，其族屬在義州者以私書潛通，爲清人所得”，其書信中宣稱：“本國亦欲潛通中原，三公六卿皆有此意。”又告訴他：你的家屬已被釋放，是“黃府尹之德也”。黃府尹就是義州府尹黃一皓，清使馬伕大在義州染病不治而亡，當時清廷就有所懷疑，可能朝鮮人給他吃了什麼慢性毒藥。

清崇德六年(1641年)秋，“清差楊恕之、盧施兩博氏及鄭命壽等十二人來義州”，以“義州人崔孝一及潛商兩件事”行查於朝鮮王廷，朝鮮上下“震懼”。清使入漢城後，先住三田渡視察碑閣，再會同朝鮮大臣審案，當場誅殺黃一皓、崔孝一族屬及潛商人等於使館東門外，並令朝鮮“百官聚觀其屍”，及其還到義州，又將朝鮮越境採參人梟示於境上。清人雖對朝鮮王廷暗中通明有所懷疑，但仍苦於沒有證據，只好殺一些小民小官以圖震懾朝鮮人。

清崇德七年(1642年)秋，由於洪承疇等明朝降將的告發，朝鮮幾年來暗通明朝的實際情況才真相大白：“閣臣崔鳴吉、兵使林慶業等潛通明國，私書往來。明國船至，曾饋送銀幣、人蔘、米穀，且彼此交相貨易。”皇太極憤怒之餘應該會有被欺騙的感覺，而朝鮮人在瀋陽得知的消息是：皇帝頗後悔當初不如以朝鮮之“六道自此定將勾管”。皇太極派出了第三次查使：清使固山額真英俄爾岱、戶部承政車爾格、內院大學士剛林、學士羅碩等攜朝鮮世子進駐鳳凰城，命朝鮮將領議政崔鳴吉以下朝鮮大臣押送鳳凰城待審。結果崔鳴吉等朝鮮大臣被判有罪、押解至瀋陽拘囚，朝鮮將領林慶業則逃往明國，而告密者李珪則被朝鮮國王搶先密旨處死。清帝又派羅碩等人齎敕入朝鮮，追問林慶業下落，並追究國王擅殺李珪之罪。反清派大臣械送瀋陽，同時被捉囚瀋陽的還有林慶業的兄弟家屬等人。崇德八年(1643年)春，清帝再遣戶部啓心郎布丹等前往朝鮮，公佈查案結果。布丹等至朝鮮後“宣諭百官”，“次諭都民”，並沿途向朝鮮官民宣諭皇敕，“蓋彼中重其事之意也”。

此次查勘歷時長達半年之久，是清朝派往朝鮮歷次查勘使團中動作最大的一次，給朝鮮王廷極大的震撼，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在清廷強力壓迫下，朝鮮與明朝反目成仇已成定局。是年秋，明朝軍船再次接近朝鮮時，朝鮮這次是“不接話、不給糧、不許近岸”，又“與之交戰”，並將“生擒九人”解往瀋陽，爲清廷所嘉許，對朝鮮押送官賞賜“視舊例倍之”。就連當年朝鮮年祭所用的“祭文與祝帖”，也因仁祖“密教”而改奉大清正朔。

連續3次“查勘使團”延續4年之久，對朝鮮王廷的壓力是很大的，朝鮮“義理派”屢次受到沉重打擊，再也不敢公開發表反清言論，清朝與朝鮮的關係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逐漸走向穩定。崇德年間皇太極的朝鮮政策有以下幾個基本要素：

其一，瓦解明朝與朝鮮的傳統宗藩關係，使朝鮮成爲清朝的軍事物質基地。

其二，嚴厲打擊朝鮮“義理派”，培植主和派勢力。

其三，恩威並施，以武力壓迫爲主的同時施以減免歲貢等“恩惠”。

(三)、崇德朝朝鮮政策的實施者

政策與政策實施者密切相關，特別是在清前期這樣一個缺乏行政制度與監督約束體制的社會裏，政策實施者個人對政策實施有着非常大的影響力，這個問題在清對朝鮮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也非常突出。因此我們來看看都是一些什麼人在實施並操縱、影響着清前期的朝鮮政策，這些人很多延續到多爾袞攝政時期繼續掌權。

翻檢朝鮮史籍，這一時期最多見到的是這樣幾個名字：“龍胡”(龍將)、“馬胡”(馬將)、“鄭譯”。

“龍胡”者，朝鮮稱“龍骨大”，即英俄爾岱(代);“馬胡”，朝鮮稱“馬伕達”，即馬福塔。天聰年間，英俄爾岱以參將多次出使朝鮮，主要任務是與朝鮮互市。馬福塔，滿達爾漢之弟，滿達爾漢在天聰五年也曾出使朝鮮，“致使命而還”，隨後授爲禮部參政。天聰八年，馬福塔“與戶部承政英俄爾岱如朝鮮互市”，“自是通使朝鮮，馬福塔輒與”。

英俄爾岱、馬福塔在長期與朝鮮人打交道的實踐中成爲朝鮮問題專家，是皇太極朝鮮政策的主要執行者。天聰年間，皇太極對朝鮮的政策是以安撫和貿易爲主，英、馬兩人均在戶部效力。崇德元年，皇太極徵朝鮮之際，英、馬兩人來往於雙方軍陣之中全權負責談判事宜，引導朝鮮國王出降的是他們，後來齎敕冊封國王的也是他們。徵朝結束後，英俄爾岱“旋授議政大臣”，其後皇太極將“東事則專委於龍馬兩將”，而朝鮮國王對他們恭敬有加：“今日之事，專恃皇帝之言與兩大人之宣力矣。”

崇德期間，“英、馬兩人專管東事”，已不僅僅是軍備物質採買事務，與朝鮮的一切政務聯絡和實施基本上都是通過這兩人執行的。英俄爾岱時任議政大臣兼戶部承政、馬福塔任戶部參政，因此，此時的朝鮮使者不是去禮部而是要向戶部報到。由戶部主管朝鮮事務一直延續到清世祖親政之初。

“鄭譯”者，朝鮮人鄭命壽(《清實錄》中稱之爲顧爾馬渾、孤兒馬紅)。“命壽，平安道殷山賤隸也，少爲奴賊所擄，性本狡黠，陰輸本國事情，汗信愛之。”鄭命壽雖身爲通事(譯官)，但得到皇太極崇信，又與英俄爾岱、馬福塔“相爲腹心”，且熟知朝鮮宮庭政治內幕，因此此人在清初的朝鮮事務中有很大的能量。

英俄爾岱、馬福塔加上鄭命壽形成一個處理朝鮮事務的核心團隊，他們經常仗勢欺人，操縱事機，且貪濫無狀，對朝鮮王廷百般索取。朝鮮王廷對此也是敢怒而不敢言。而鄭譯等通事官員則“敕行時橫恣，贖人時操縱”，激起朝鮮人更大的憤慨。

崇德四年(1639)，沈館(朝鮮世子駐所)朝鮮官員鄭雷卿、姜孝元等人，向清國刑部首告鄭命壽等收受通事官員收受賄賂、盜竊貢物，結果卻是“清國殺侍講院弼善鄭雷卿”，“書吏姜孝元亦一時被殺”。鄭命壽等人的地位並未受到任何影響。

崇德五年(1640)，馬福塔在出使朝鮮後暴斃，清人懷疑是朝鮮人下“慢毒”和“詛咒”而致。次年英俄爾岱乘查勘朝鮮通明事之機，命令敕使逮殺朝鮮義州府尹黃一皓。雙方的仇恨可見一端。

(四)、崇德年間多爾袞與朝鮮王廷的關係

前已談到多爾袞在攻擊江華島時，與朝鮮王室建立了聯繫，這種聯繫在以後的幾年裏發展成爲一種私人性質的關係，多爾袞當上攝政後說：“朝鮮國王因予取江華，全其妻子，常以私饋遺。先帝時必聞而受之。”不但如此，多爾袞在清太宗時期權高位重，也是朝鮮需要刻意結交的人物。

多爾袞還與作爲質子留駐瀋陽的朝鮮世子建立了比較良好的個人關係。多爾袞撤軍時，朝鮮國王長子李(即昭顯世子)、次子李淏(時爲鳳林大君，後即國王位爲朝鮮孝宗)作爲質子隨軍而行，還有大臣質子及家屬從人等200餘人。這時的多爾袞是朝鮮王室刻意結交的人物，朝鮮仁祖一再命令從人“務在恭順”。

在長期駐留瀋陽期間，朝鮮世子逐漸與清朝貴族建立比較密切的關係，甚至引起朝鮮國王的猜忌：“(世子)久處瀋陽，一聽清人所爲，出入於回獵戎馬之間，所親狎者皆武夫廝卒，專廢講學，惟事貨利。”其實朝鮮世子跟從清人狩獵、“專廢講學，惟事貨利”也是不得已的事，朝鮮世子不得不滿足清朝貴族的大量“需索”。

朝鮮世子年齡比多爾袞稍長，雖然多爾袞總在前線奮戰，雙方的直接接觸不多，但關係應該比較密切。例如，崇德五年(1640)，朝鮮世子第一次歸省，“質可王、九王等請世子於其家行餞宴，一大君及從臣等並參。”臨行，清太宗也“邀世子行餞宴，一大君亦參。”多爾袞的“餞宴”當以私人性質爲主。

　二、攝政王多爾袞對朝鮮政策的繼承和發展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極病故，31歲的親王多爾袞手握重兵、擁有實權，爲避免八旗的分裂，多爾袞擁立皇太極第9子福臨繼位，自己與濟爾哈朗爲聯合輔政攝政王，實際上多爾袞一人把持了清國軍政大權。而此時的清國面臨着入主中原的歷史時刻，在其後的幾年裏，在對朝鮮政策上，多爾袞秉承皇太極的朝鮮政策，繼續使用英俄爾岱等人管理朝鮮事務。並在清人入關繼承大統已成定局的情況下，逐步把朝鮮政策納入到傳統宗藩關係的軌道上來，歸還質子、釋放罪臣、減免歲貢、停止刷還女真人等政策，都是多爾袞繼承和發展皇太極朝鮮政策的最重要步驟。

(一)、歸還質子、釋放罪臣

“丁丑約條”中規定：“(朝鮮國王)以長子並再令一子爲質，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以弟爲質。”朝鮮國王在瀋陽有兩位質子，另有其他大臣質子9人。崇德五年(1640)朝鮮世子歸省，清朝要求朝鮮將“元孫”與麟坪大君送瀋陽“替換”，亦即必須同時保有兩位朝鮮王子在瀋陽作爲質子。崇德三年(1638)年開始，朝鮮世子或大君還必須“從軍”，隨清帝前往前線。清帝狩獵時，朝鮮世子也要跟隨其後。世子有自己的“沈館”，每年正旦大朝，由朝鮮世子率領諸質子以及使團使臣行覲見禮;清方文書敕令經常直接交由“沈館”，由其派專員送歸本國。“沈館”在初期清國與朝鮮各種事務交涉中發揮很大作用。

在皇太極的朝鮮政策中，朝鮮質子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一方面他認爲這是迫使朝鮮王廷就範的一個保證，另一方面，也許皇太極也真有“實在不行，就以朝鮮世子取代朝鮮國王”的想法。至少在朝鮮仁祖國王心裏是隱藏着這樣的恐懼的。

多爾袞執政伊始，安撫政策貫穿其中，對朝鮮國王如此，對朝鮮世子也是如此。於是安排了朝鮮世子的第二次歸省，與上次朝鮮方面再三懇求不同，這一次是清方主動安排，卻反而引起朝鮮國王、大臣的疑慮：“今聞九王年少剛愎，其意何可測也。前則待世子太薄，而今乃太厚雲，予不能無疑焉。”此時，朝鮮國王對其世子的嫌隙已深，雖然最後對多爾袞此舉的研討結論是“不過欲市恩於我國也”，朝鮮國王自嘲說“雖聞好言，反生疑惑，傷弓之烏，例如是也。”朝鮮國王害怕清朝以世子取代自己，至於多爾袞是否有這樣的想法，已不可考證，但執政之初的多爾袞與朝鮮世子關係密切卻是事實。

順治元年(1644)四月，朝鮮世子歸省返回瀋陽，旋即跟隨多爾袞向山海關進軍。五月，多爾袞進入北京城，李自成將“宮殿悉皆燒燼，唯武英殿巋然獨存”。多爾袞進駐武英殿，令朝鮮世子駐於“武英殿前廊”，因“地窄人衆”，世子“告於九王，得殿東一室，比前稍寬，且有牀卓器仗矣。”可見多爾袞對朝鮮世子的重視。但清軍入關後，戰略形勢的突變改變了朝鮮的戰略地位，從這時候起，朝鮮由一個戰略同盟者開始向傳統意義上的藩屬國轉變。多爾袞需要朝鮮的歸順作爲其統治政策的榜樣來發揮作用，在這樣的形勢下，世子歸國成爲必然。

六月，朝鮮世子自北京回到瀋陽，朝鮮方面“呈文以請世子東還”。九月，朝鮮世子、鳳林大君及其他朝鮮質子隨清帝“移都北京”。十一月初一，清朝“皇帝率諸王祭天壇告登極。還御皇極殿，受賀頒詔。”而朝鮮“世子、大君亦隨參”。僅10天后，新封“叔父攝政王”多爾袞親自召集朝鮮世子、鳳林大君，宣佈：“未得北京之前，兩國不無疑阻。今則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誠信相孚。且世子以東國儲君，不可久居於此，今宜永還本國。”另外“三公六卿質子及李敬輿、崔鳴吉、金尚憲等，亦於世子之行，並皆率還。”只有“鳳林大君則姑留與麟坪相替往來”。歸還朝鮮諸質子的詔書這樣寫道：“今朕平定中原，誕登大位，恩及九州，海內欣戴，特頒詔旨，大赦天下。諮爾朝鮮，沾化已久，既列外藩，宜均大賚，特布寬恩，將世子遣歸本國。從前罪犯，悉皆赦宥。其原本旨罪罷官員內李敬輿、李明漢、李景、閔聖徽四員，因世子乞恩求用，姑允所請，其餘仍不許敘用。”清廷希望出送世子大君後，朝鮮“勿以出送之故移易其心，以基兩國無疆之福。”並告戒：“年少臺官自前好生異議，壞了國事，今後慎勿復踵前習。”歸還質子、釋放罪臣是多爾袞對朝鮮政策所採取的重大步驟，終結了兩國戰爭狀態的遺留產物，對於朝鮮方面調整心態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標誌着清朝的朝鮮政策由軍事壓迫向傳統禮治的實質性的轉變。

順治二年(1645)正月朝鮮世子東歸，緊接着“世子既令永還，大君亦許東歸”，五月鳳林大君也回到朝鮮，至此朝鮮質子全部歸還。而朝鮮世子在歸國後成爲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鳳林大君還沒回國，他已被毒死。從仁祖國王很快便立鳳林爲世子、誅殺昭顯世子嬪妃、遣返多爾袞送給世子的宦官宮女等舉動看，世子被毒殺是有預謀的行動，但其目的並非爲了反清。六月，清使工部尚書興能、禮部啓心郎鄔黑攜通事官鄭命壽以諭祭世子入漢城，多爾袞以皇叔父攝政王名義致書慰問朝鮮國王，清使又“以攝政王之意傳言：東方人心不淑，當此之時，若以幼稚元孫爲嗣，恐危疑不安也。”仁祖國王“乃告之以實”，即立鳳林大君爲世子，於是“四使皆喜曰：‘國王已有定計，則東方之幸也’雲矣。”此時的多爾袞已無暇顧及更多的朝鮮事務，朝鮮的穩定和支持纔是最重要的，多爾袞雖然迅速派出使團赴朝察看情勢，但顯然並未打算深究此事，這也是多爾袞朝鮮政策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信號。

(二)、減免歲貢、停止刷還女真人

崇德八年(1643)，清廷頒發“減歲幣敕”：“朕思歲貢禮物皆出自民間，慮其煩苦，特爲量減。”又頒發“減使臣禮單敕”：“朕聞差去使臣，俱以明朝舊例，所得禮物太多，民頗不堪，此非善政也。故特減其數，以爲定例。至於房妓、鷹犬，盡行裁革，只迎送宴接等儀如故。沿途宿歇處使行人役，或乘機討索擾民者，亦未可知，當令使臣到彼，於食用之物，斟酌減省。”這兩個敕書是隨着清世祖的“即位詔書”一併發佈的，實際清太宗去世前就已經確定了：“前汗時有減省歲幣及禮單等語，至是乃有此敕。歲幣則減元數十分之一，而單禮則有加無減。”清太宗曾於當年五月“聚各部官”討論“敕行時房妓折銀、七處宴享及歲幣雜物減除事”，其後英俄爾岱、范文程“來到世子館所立傳汗命曰：‘敕使往來一從漢使勝錄，故貽弊本國多矣。今則兩國爲一家，朝鮮之民即我民也，宜思革弊之道，故今已改定譽錄，所當及今送使，而適值農時，慮有民弊，令俺等宣示減省節目耳。’仍出示敕草雲。”因此，此次減免歲貢議定於清太宗，而頒發於多爾袞。

從停止刷還女真人的行動中，也可以看出多爾袞在忠實地執行着皇太極既定的對朝政策。順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頒敕，對朝鮮境內“兀良哈”“凡前在爾國者俱免送還”，敕書明確提及：“我皇考在時，以朝鮮莫非吾土，何必令其刷送，當時雖未及降詔，遺旨尚在。”指出這是清太宗的“遺旨”。清太宗崇德初年，清廷對刷還政策的實施極其嚴厲，刷還人等包括“兀良哈”等女真人(朝鮮稱爲“向化人”)、原遼東漢人逃入朝鮮境內者以及被俘朝鮮人逃回者等。清廷多次籍此對朝鮮進行查勘、威逼，實爲朝鮮一大心病。因此，得知清朝停止刷還的命令後，朝鮮人大感“誠爲多幸”。

清軍取得北京後，朝鮮有了要求進一步減免歲貢的理由：“大國既得天下，富有四海，我國歲幣亦宜變通。”並以路遠難行爲理由，要求“節使兼行”、“歲幣方物皆命輸致於瀋陽，使臣只齎表諮入往。”多爾袞在准許朝鮮質子還國的同時，又同意了朝鮮減免歲貢和歲貢運輸負擔以及使者兼行的請求：“念歲貢幣物，盡屬民膏，今將舊額苧布四百匹，蘇木二百斤，茶一千包，準與蠲免。各色綿綢二千匹量減一千匹，各色木綿一萬匹量減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量減七百匹，粗布七千匹量減二千匹，順刀二十口量減十口，餘悉照舊輸納。其元朝、冬至、聖節賀儀如舊，因途道遙遠，三節表儀俱準於元朝並貢，以彰柔遠之意。”而歲貢運輸，朝鮮僅負責牛莊以前的運輸，牛莊以後由清朝僱傭車輛運輸至北京。

順治二年(1645)，多爾袞遣使弔祭朝鮮世子，又頒敕令：“減歲幣：細麻布一百匹、諸色綢七百匹、諸色木綿布四千一百匹、蘇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佩刀二十把。”而敕使興能等且：“稱有帝命，不受幣禮。”

多爾袞多次減免朝鮮歲貢，一方面是對皇太極朝鮮政策的繼承，一方面也是爲了得到朝鮮物質幫助的一種策略。

(三)、穩定朝鮮，解決軍需

入關伊始的多爾袞頭等大事是儘快安定北京的形勢，順治二年夏天的北京面臨着最嚴峻的饑荒和瘟疫的威脅，而朝鮮糧食是此時多爾袞唯一有指望得到的，朝鮮的米穀是關係到清軍成敗的大事，實際上多爾袞是有求於朝鮮的。事實上，歸還質子、新世子冊封、減免歲貢、釋放罪臣等對朝鮮的“恩惠”在某種程度上都成爲一種交換的籌碼。

饑荒的威脅從順治元年(1644)夏清軍進入北京之初就開始出現了，當時多爾袞令朝鮮世子協助籌糧，雖沒有約定具體數量，但朝鮮世子認爲：“冬前先送五千石，春來又送五千石，必充萬石之數，可充其欲。”隨着糧食危機的加劇，多爾袞不得不把解決危機的主要希望寄託在朝鮮的支援上。

順治二年(1645)初，多爾袞派出敕使專程赴朝鮮籌集糧食，敕使開出的數目是要朝鮮向北京“運米二十萬石”，且必須趕在入夏前運到。而朝鮮質子東還成爲敕使們的重要砝碼：“彼每言東宮、大君今已出來，此後更無顧藉於大國，故如是搪塞雲。”此時的朝鮮國內形勢也已到了緊要關頭。年前朝鮮剛剛平定了一起未發動的政變，“人民皆有渙散之心”，甚至面臨“土崩之患”。但此時的朝鮮仁祖國王對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已不再懷疑，因此對多爾袞的“既施大惠，而又以溫言求助”，也不得不“爲之曲從”，“終以十萬石給之”。

接下來，朝鮮採取非同尋常的速度和措施執行此任務：“一月之內，整備米船，調發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慮其逃散，拘囚獄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見。及其發船，守令躬自押領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攔道而饋之，相攜痛哭，慘不忍見。”最後朝鮮實際運至北京的白米有“五萬七百八十餘石”。清軍能夠度過最初的糧食危機與這次朝鮮頃力相助不無關係。順治三年(1646)初，多爾袞已度過難關，也知道朝鮮已盡了全力：“爾國凶荒，人將相食”，而將其餘“再運之米，盡數蠲免”。

從崇德二年(1637)始，經過10年之久的磨合，到順治三年(1646)，清與朝鮮的關係終於開始走向傳統的宗藩關係。清軍入關後，其政治中心也隨之轉移到北京;明朝滅亡，朝鮮也不再具有重大的軍事戰略地位;入關後的清朝貴族開始全面任用漢官、使用禮治傳統統治方法;朝鮮貢品也不再具有重要的經濟價值;最後，在糧食危機的解決過程中，朝鮮的確幫了大忙。清朝對朝鮮政策的修改已是順理成章的事。對朝鮮方面而言，朝鮮終於從清朝的強力壓迫和武力威脅中解脫出來，多爾袞執政的清政府給了朝鮮很多“恩惠”：歸還質子、釋放罪臣、減免歲貢、停止刷還等等，最重要的是，朝鮮人終於相信清王朝將取代明王朝，而且似乎也沒什麼不好。這樣，朝鮮人又開始聲稱“事大必須以誠”，“事大之道，貴乎誠信”。朝鮮仁祖國王則“常惡羣臣之恥事清國者”，並藉機責難“疏章之不書大年號者乃敢捧入，難免不察之失也。”而以前朝鮮臣下的疏章是可以“只書六甲，不用崇德、順治年號”的。這意味着朝鮮也已將自己的心態調整到以傳統的方法去臣事清朝。此後雖仍出現一些糾葛，但清朝與朝鮮的關係始終平穩地邁向了傳統宗藩關係的老路。

三、多爾袞執政後期的朝鮮事務

對於多爾袞執政後期是否有篡權奪位的企圖，學術界有不同說法。從多爾袞最後幾年對朝鮮事務的處理來看，僭越自大、用權自專的傾向是明顯的，專橫自大且脾氣急躁的多爾袞在最後幾年的執政生涯中，在朝鮮事務上打上了自己鮮明的烙印。

執政之初的多爾袞還是比較理性的，順治元年(1644)，護送朝鮮世子東返的清朝將官交給朝鮮國王的第一份“敕書”是多爾袞與濟爾哈朗同署的，其書曰：“攝政親王致書於朝鮮國王：曩者先帝在時，藩王有饋遺於諸王者，則必奏知而受之。今皇上幼衝，一應政務，皆予等攝之。予等事幼主攝國政，而受外藩之饋，殊覺不宜。自今以後，貴國無煩致禮也。”彬彬有禮的多爾袞實際上並沒有實踐他想表現出來的謙遜。次年，因世子病故致慰朝鮮國王時，多爾袞用的是“皇叔父攝政王書慰朝鮮國王”的名義。到順治七年(1650)，多爾袞因其母喪以“皇父王”名義頒“敕諭”於朝鮮，朝鮮人發現：“皇父王今番始稱敕諭，則事與前例有異。”“而敕使言其國中尊奉，與皇帝無異，又令陳慰進香，是尊之以皇帝之禮也。”朝鮮方面負責草擬表文、祭文的官員不知道該用“陛下”還是“殿下”好，只好“表文、祭文皆作兩件，一稱陛下，一稱殿下，令使臣到彼中，聞見其行用規例，出其一件以呈。”

多爾袞還是個“貪慾”極多之人，酷愛狩獵和宴享，嗜菸酒、好女色。朝鮮人則在崇德年間就與之建立了比較密切的關係，私人饋贈是少不了的。執政後，朝鮮成爲多爾袞滿足其貪慾的後方基地。英俄爾岱、鄭命壽都是多爾袞的親信，也千方百計滿足他的需要。這些純屬個人行爲的需要的提出方式有時簡直類似於敲詐或者搶劫。

順治元年(1644)，英俄爾岱指示朝鮮：“世子、大君之東還，皆九王之力，須以倭劍、清蜜、粘米、青黍皮等物以致謝意。”而朝鮮送往北京的大米有五千石則專送攝政王。到順治三年(1646)，英俄爾岱又說“今番減米乃九王之力。九王喜吸南草，又欲得良鷹，南草、良鷹並可入送，以致謝意。”朝鮮史料中記載道：“丙戌十月甲申，清人來索梨二萬六千六百個、柿六千八百個，分定於京畿、洪清、黃海、平安、咸鏡道。甲午，清差到義州，求梨、柿各數萬個，樺皮數萬張，獵狗十頭，督納甚急，貿遷挽輸，州縣不勝其擾。”

順治四年(1647)，因“入朝官員進貢禮物等項多有疏玩”，多爾袞“特遣戶部啓心郎布黨等察問”，“清使三人猝至”漢城，其實際使命是要求朝鮮新世子入朝。鄭命壽儼然秉承攝政王旨意，並以敕使自居：“鄭敕以爲，凡於謝恩之行，不可無禮物於攝政王前雲。”此後，攝政王與皇帝一樣需準備禮物，“定爲恆式”。

“薄施而厚望”則是多爾袞向朝鮮徵集軍需物資時慣用的手段。順治元年減免歲貢換來的是急需的糧食，當順治四年(1647)需要朝鮮貢獻樺皮、鐵等軍需物資時，用的還是這一招：“鄭命壽以攝政王命來言：‘歲幣中大米九百石，木綿二千一百匹，綿綢二百匹，弓角二百桶，順刀十柄，胡椒十鬥，及方物中黑細麻布代白細苧布，今特永減。此處鮮米極貴，故仍存百石，其七十石爲粘米代送’雲。且言：‘戶部郎近將出去催納樺、鐵，樺皮三萬張，鐵三萬斤，此則不可減數’雲。”順治五年(1648)，英俄爾岱死後，鄭命壽成爲多爾袞在處理朝鮮事務時最得力的助手，對朝鮮的盤剝則更甚於前。

順治六年(1649)，朝鮮仁祖國王去世，孝宗繼位。孝宗開始打擊親清派，任用義理派官員，暗中修築山城。清國弔祭、冊封使團發現“接待大異於前，西路則減饌品，嚴譏察;入京則通官受辱於守門之人。”兩國關係再一次出現危機，多爾袞迅速反應，派出祈青古、巴訖乃爲首的使團赴朝鮮，這個使團有六名敕使組成，“六敕出來，曾是未有之事”，清使且於一路打聽孝宗“之子女幾人”，聲稱將有“鎮定之事”，引起朝鮮王廷一片恐慌：“清使奄至，朝野疑懼”。只能猜測多爾袞的用意是“彼國素多狐疑，必於新立之初倍加譏察。”而這些都是多爾袞虛張聲勢的把戲而已。

多爾袞派出的規格龐大於順治七年(1650)三月到達漢城，使團規格之高前所未有：祈青古爲內院大學士、巴訖乃時繼英俄爾岱任戶部尚書、鄭命壽也作爲“第六使”參與其中，實際上，使團中“皆是攝政王所親”。

這次使團公開的使命是查勘，向朝鮮王廷問罪，罪名有：“專謝冊封，不謝弔祭”，“不專疏謝恩，兼乏謝獻之儀”;“皇叔攝政王贈饋，亦不曾有謝恩本章，雖具有禮物，而單上不書皇叔父攝王”;“歲幣等物，國王必欲盡心，而使臣敢以木花不實爲言，欲退其期限”;“假託倭情，欲爲探試之地”，“欲以所獲朕之漢人船隻，不送於此，而送倭館，又欲修築訓練”;“放逐舊臣”等等。而該使團最重要的使命直到使團快進入漢城才宣佈：“九王新喪夫之，(夫之即古閼氏之稱)故欲與國王結婚。”多爾袞爲此專門以“皇父攝政王”敕諭朝鮮國王：“予之諸王暨貝勒衆大臣等屢次奏言，自古以來，原有選藩國淑媛爲妃之例，乞遣大臣至朝鮮，擇其淑美，納以爲妃，締結姻親。予以衆言爲然，特遣大臣等往諭親事，爾朝鮮國業已合一，如復結姻親，益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選與遣去大臣等看來回奏。”清使之所以一直祕而不宣，是擔心“國王必不能獨斷，將問於羣臣。”而“羣臣必曰，豈可與此輩結婚云爾”。清使又勸誘朝鮮國王：“若婚媾既成，則羣臣不敢欺侮，而大國亦當專信。”鄭命壽則直截了當地對孝宗國王說：“當以查問曲折歸奏皇帝，然若成婚媾，則查事亦可少緩。”至此，多爾袞之心“路人皆知”了。

對於朝鮮而言，本來孝宗繼位之初是有暗中集聚力量與清朝抗衡的，但在清廷的威勢壓迫下，義理派很快土崩瓦解，在本來“其患難測”的情況下，“捐一女子以紓國難”當然已經感覺是萬幸了。因此朝鮮孝宗“無留難之色”對此直爲“快許”，於是“巴訖乃等皆相顧而嘆”，“有喜色”。之後的查勘事務隨即草草了事，敕使們的心事原本就不在查勘上，他們用更多時間去審看“處女”。此次查勘能夠順利結束，一方面是朝鮮滿足了多爾袞的個人慾望，但更重要的是，孝宗及時改變了可能導致清與朝鮮關係惡化的政策，義理派官員已然紛紛辭官避禍，親清派再一次得勢，敕使們向多爾袞報告：朝鮮事務仍在掌握之中。

性急的多爾袞得到“王女淑美”的報告後，顯得急不可待，又派遣梭紅等率領一隊親信人馬徑自赴朝接親，又“恐王以爲輕褻”，解釋說“諸王大臣合稱喪事雖重，王上悲痛不已，當念國事重大，妃位不宜久虛，層次陳請，子勉從衆議。”而且“予意先行通信，隨具六禮，然後迎親。”但是“諸王大臣又複合稱朝鮮路遠，如依循禮節，恐往復之間，稽延時日。”所以“予復勉從，諭令速行進送。”愛面子講禮貌的多爾袞還準備了彩禮：“送紵彩六百匹、赤金五百兩、銀一萬兩。”當然，作爲慣例，多爾袞同時免除了向朝鮮徵集“樺皮”的任務：“樺皮減除之舉，不但於我國(朝鮮)得免莫大之弊，清國自以爲大惠。”這次的“大惠”卻是假公濟私，交換來的不是糧食軍需而是朝鮮女子。

朝鮮孝宗爲多爾袞選妃還是很用心的，提供宗室女子數人供敕使們審看，敕使們最後選定十六歲的錦林君愷胤之女，孝宗“以宗室女爲養女”，封“義順公主”，又“以工曹判書元斗杓等四人爲婚禮都監堂上，主管宗室女治裝。”侍女的選擇則頗費周折，起先朝鮮人“皆以村家賤役之女，苟充抄來”，以致“諸敕出見侍女所會處，即爲發怒”，不得已朝鮮王廷“更令抄擇兩班中嫁公賤所產有姿色者，急速上送。”四月，朝鮮孝宗親自出城“送義順公主之行”，行中有侍女十六人，及女醫、乳媼等數人。

與此同時，多爾袞則於其年五月“率諸王貝勒獵于山海關，朝鮮送女至，王迎於連山”，並即日“成婚”。據朝鮮方面護送人員報告：“九王初見公主，頗有喜色，待臣等亦厚。及至北京，以公主之不美，侍女之醜陋，詰責萬端。”且“觀其辭氣，甚兇且祕，每因事歸責於君上。”而以下的話更反映了多爾袞把一己之私凌駕於兩國政治關係之上：“九王雲：‘自先汗施恩本國甚厚，我亦有私恩於國王，而每以倭釁請築城練卒，必爾國上下皆有異志也。且侍女之選進，自明朝已有舊例，今日之舉，欲觀爾國之所爲，而爾國不肯精擇，公主既不滿意，侍女亦多醜陋，爾國之不誠，於此益可見矣。”多爾袞選妃於朝鮮完全是爲了滿足自己的私慾，以“不誠”來責怪朝鮮，只是他的私慾沒有得到很好的滿足罷了。

多爾袞當然不會善罷甘休，同年九月，清敕使再次入朝：“今行所幹，專在侍女，本國若選送色美者，則皇父王必見而悅之，向之所疑，皆可冰釋。”朝鮮只能打起全副精神來執行“皇父王”的旨意：國王派親信宦官“與宰相押坐於備局，相議揀選。”又“分遣京官於兩界，擇侍女年少貌美者各三四人，京中則令捕盜從事潛訪閭閻女子之美者。”大肆搜捕美女的行動引起朝鮮上下一片恐慌：“被選者或有自剪其髮者。父母兄弟，呼泣道路，齠齔之兒，嫁娶殆盡。”十月，多爾袞又派敕使赴朝頒其母“袝廟”敕。接二連三的敕使使團入朝，不但使朝鮮“舉國遑遑”、“無不疑懼”，而且“國儲蕩竭”、民不聊生。到十一月的時候，新選“侍女”已經上路趕赴清國，而另一位“淑安公主”也“定行於今年”，值得朝鮮人慶幸的是這一切都因多爾袞的突然死亡而猝然結束。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爾袞死於喀喇城，“追送侍女，亦自中路還送”。三個月之後，朝鮮已得知多爾袞被“削號黜廟，籍其家產於官，分其諸姬於諸王。”此時鄭命壽雖仍在擔任通事官一職，然已經“氣色則與前頓異，大有憂懼之色。”

失去靠山的鄭命壽終被“奪其官、籍其家”，朝鮮孝宗坦言：“我國人民之喜幸，曷勝言哉!但慮其他日起廢而複用也。”對此人的所作所爲仍心有餘悸。鄭命壽被廢后，自皇太極時期延續下來的朝鮮事務“專家們”已經消亡殆盡，這些“專家”通常都帶有那種戰爭期間留下來的對朝鮮欺辱過甚的習慣。朝鮮王廷也終於擺脫了被欺壓被凌辱的處境，順治十年(1653)清使團在“鄭譯被罪後，始爲出來”時，朝鮮要求“凡幹接應及站路，自前弊端，必須與大通官等參酌相議，永爲定式。毋踵前習，可免日後無窮之弊。”[81着手恢復被鄭命壽等人搞亂了的傳統儀制。

接手清帝國的清世祖“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揮諸將，傍若無人。”正是這位雄才大略的少年皇帝把清帝國引向繁榮昌盛之路。他對朝鮮事務應該是不熟悉的，清世祖起用了“明朝之人仕清國者”來處理朝鮮事務。雖然朝鮮人擔心這些人“如洪承疇、馮銓、劉守渙諸人，皆懷害我國之意。承疇則專以大陵河之敗，歸罪於我;銓則累上書請令朝鮮一體剃頭。”但新一代的朝鮮事務管理者會更多地遵循禮治的傳統方法，更重要的是清世祖不像其父皇太極那樣曾經武力征服朝鮮迫其爲臣，也不像其叔父多爾袞那樣與朝鮮交往時總帶有濃厚的私人色彩，在清世祖眼裏，朝鮮只是一個與大清一直保持密切關係的屬國，因此他不會改變多爾袞執政早期就已經確立的朝鮮政策：清朝與朝鮮將保持傳統的建立在禮治基礎上的宗藩關係。

四、對多爾袞朝鮮政策的評價

多爾袞秉承皇太極的朝鮮政策，並在清人入關、朝鮮戰略地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逐步把朝鮮政策納入到傳統宗藩關係的軌道上來，歸還質子、釋放罪臣、減免歲貢、停止刷還女真人等政策，終結了兩國戰爭狀態的遺留產物，對於朝鮮方面調整心態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標誌着清朝的朝鮮政策由軍事壓迫向傳統禮治的實質性的轉變。多爾袞的朝鮮政策承上啓下，對清與朝鮮實現長期穩固的宗藩關係意義重大。

崇德年間，多爾袞與朝鮮王室一直保持一種私人性質的聯繫，這對於他制定和實施朝鮮政策產生很大的影響。執政後期的多爾袞開始任用私人、獨斷專橫、脾氣急躁、耽於享樂，朝鮮不幸成爲他滿足個人慾望的後方基地，而幸運的是這一切很快就結束了，因此沒有對清與朝鮮之間宗藩關係的穩定發展產生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