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俗話說得好：每一個被後世唾罵的奸臣，都是當時皇帝眼裏的忠臣。比如李隆基與李林甫。開元盛世，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位一體的全方位強盛，因此被視爲中國古代當之無愧的治世典範。但對於李隆基個人層面來說，爲了達成這種輝煌成就，他付出了不少“代價”。
當初李隆基當上皇帝后，面臨的是一個危機重重的爛攤子，史稱“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即缺人又缺錢。此外，“斜封官”氾濫、政治腐敗，外敵虎視眈眈，曾經的貞觀氣象不復存在。爲了應對這一困局，李隆基勵精圖治、重拾貞觀遺風，首當其衝的一點就是打造高效的中央執政班子，爲此他堅持“任人唯賢”，先後任命姚崇、宋璟、張嘉貞、張九齡、韓休等人爲宰相。依靠這些頂級政治家的輔佐，大唐一步步走出危機，並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盛世。
但無論在任何時代，解決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資源的重新分配，所以一定會“幾家歡樂幾家愁”。所以，任何成績的取得，都會帶來這樣的“副作用”：那些實幹家，很容易“得罪”別人。
在封建時代，首先被得罪的就是皇帝本人。帝王並不是全才，總有認知誤區;而且他的個人訴求也不可能隨時與帝國整體利益一致。說得逼格高點：皇權、公權並不是完全處在一個軌道上，它們經常會發生衝突。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勵精圖治的帝王，爲了崇高的理想與目標，會選擇對“公權”妥協。就像當初李世民屢屢被魏徵氣得吹鬍子瞪眼一樣，李隆基也免不了被那些普遍“直言諫諍”的宰相們懟得毫無脾氣。
比如宋璟。這位老兄是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的三朝老臣，但卻三次得罪權貴：武后時期，舉報張易之、張昌宗兩兄弟違反規定;即使武則天當和事佬，他也堅決不改變意見，因此屢被中傷;唐中宗時，得罪了當權的武三思，因此被外調爲貝州刺史;
唐睿宗時，首度爲相，因推崇用人唯賢的政策，主張“雖資高考深，非才者不取”，得罪了結黨營私、安插親信的太平公主，被罷相、貶爲楚州刺史。這種鐵骨錚錚的“魏徵”式官員，缺的是一個新的“李世民”，恰巧當時的李隆基就是。爲了扭轉混亂政治、復振貞觀之風，李隆基刻意起用三朝硬骨頭爲相。
多年的磨礪並沒有磨平宋璟的棱角，他風采不改當年，屢屢堅守原則、直言極諫、忤旨犯上。但李隆基比他的祖、父輩們大度多了：有時即使面子上掛不住，但最終也會勉強接受。
另一位典型就是韓休。這位老哥在直性子方面簡直是宋璟的威力加強版。自從他擔任宰相，李隆基“小有過差”，就會迎來一陣狂風暴雨。有一次，李隆基照着鏡子、悶悶不樂，身邊宦官善解人意：“自從韓休爲相，陛下越來越瘦，乾脆把他免了吧。”李隆基說了一句話：“吾貌雖瘦，天下必肥......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在我看來，這幾個字足以百世流芳，值得每個帝王、領導者學習。
在開元25年(公元737年)以前，李隆基大致保持着這種雍容大度、格局高遠的帝王風範;他堅持“官不濫升，纔不虛受，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左賢右戚，豈資於謬賞”，爲了政權的興盛，很好地抑制了私慾的膨脹、皇權的濫用。但極少有人能夠從一而終地保持自律，更別說高高在上、手掌生殺予奪大權的帝王。隨着唐王朝的事業走向全面興盛，李隆基逐漸出現了志得意滿、思想懈怠、安於現狀的趨勢，具體表現就是貪圖享樂、荒於政務，貪戀女色、後宮成羣，史書中的措詞是“漸肆奢欲，怠於政事”。
這種轉變投射在政治層面，就是皇帝的私權逐漸滋長的趨向，對不同意的排斥、對相權的壓制。李林甫的上位，正是順應了李隆基的這一轉變。
李林甫，長平肅王李叔良(唐高祖李淵堂弟)曾孫，因此算是皇室族裔。成年後，以“恩蔭”的渠道(憑藉父輩的官位、家世、影響力等進入官場，當時屬於合法流程)入仕;公元726年，在宇文融的引薦下，被授爲御史中丞。
宇文融何許人也?由於主張檢括逃戶、成功增加了朝廷租賦收入;而且爲人精明、反應敏捷。這兩大優勢，讓他成了李隆基身前的紅人。有這麼一位大佬帶路，李林甫業務水平精進，職務也水漲船高，歷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到了公元734年，被拜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與一代名士張九齡一同擔任宰相。
從這一年開始，一直到公元752年爲止，李林甫始終居於大唐宰輔之位，不僅打破了以往每位宰相任職大多兩三年的慣例，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不斷鞏固權勢、形成了以自己爲首的權臣體制。他之所以被李隆基如此信任，核心“優勢”很簡單，“善刺上意”，即善於察言觀色、迎合帝王心。
李林甫這種“恩蔭”體系的官員，在文學素養、道德品行方面也許比不上科舉儒生，但在政治手腕、人情世故等領域卻自有一套。擔任御史中丞後，他就憑藉伶牙俐齒與金元攻勢，刻意結交當時在宮中頗有話語權的宦官、嬪妃。通過這些“領導身邊人”，他把李隆基的脾性愛好、情緒波動乃至一舉一動都瞭如指掌，因此每次彙報工作都能與李隆基的想法高度吻合，由此逐漸獲得賞識。
此外，他精準投資，花大力氣貼上了寵冠後宮的武惠妃，雙方很快達成了政治同盟。正是依靠這種出神入化的“社交能力”，李林甫得以火速位居宰輔之位。隨後他更是將這種才能發揚光大。他時常“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李隆基的所有動向都摸得一清二楚;
他與張九齡等名相反其道而行之。當時的李隆基已經無心政務，張九齡也許是沒有察覺這種跡象，或者是已然察覺、因而越發盡職盡責，所以“遇事無細大皆力爭”;而李林甫，則秉承“皇帝的想法就是我的主張”的宗旨，極盡迎合順從之能事。以牛仙客事件爲例。公元736年10月，鑑於朔方節度使牛仙客表現優異，李隆基計劃提拔其爲尚書之職，張九齡認爲他“德望不夠”，予以勸止;李隆基退而求其次，欲實封爵位，張九齡再次反對。而李林甫則乾脆利落表態：“天子用人，何有不可”。
最終，李隆基加封牛仙客隴西縣公，實封三百戶。皇權的威嚴，對相權實現了碾壓。
與之類似，還有廢立太子的博弈。同一年，李隆基欲廢太子李瑛、改立壽王李瑁，李林甫身爲武惠妃及壽王政治盟友，以“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的理由迎合李隆基;而擁護傳統宗法制的張九齡則據理力爭：“太子國本，長在宮中，受陛下義方，人未見過，陛下奈何以喜怒間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最終，張九齡因屢屢忤旨而遭貶謫，太子瑛最終被廢;順應、維護皇權的李林甫卻越發“恩寵莫比”。
綜上，李隆基執政的前後半期，對皇權的認識持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前期，爲了國富民強的理想，他選擇了向王朝的利益讓步，任人唯賢、壓制個人慾望，由此出現了名臣滿朝的可喜景象。後期，出於對現狀的志得意滿，個人慾望戰勝了曾經的自律，皇權意志肆意擴張。而善於揣摩人心的李林甫則順應了這一跡象，他高舉維護皇帝個人意志和決定權的大旗，以君主權威作爲壓制同僚、鞏固自我地位的武器。
李隆基、李林甫可謂一對完美搭檔，從合作中獲得了各自所需。然而，出於私心與政治博弈的需要，倆人推行了由蕃將出任節度使的政策，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唐王朝由此迎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從此走向覆亡。《新唐書》將李林甫列進《奸臣列傳》，可謂實至名歸。
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繼承了其衣鉢。安史之亂爆發後，鑑於李隆基對楊國忠一如既往的信任態度，也許他仍舊認爲李林甫是自己的“忠臣”。讀史明智、鑑往知來。看到這裏，咱們也許不難理解，爲啥如今一些企業裏的庸碌之輩，卻總能成爲領導的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