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凡是大規模的屠城，都不是一種失控行爲，而往往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報復行動。其主要目的，是摧毀被侵略者的抵抗意志。
而對在中國大肆屠城的侵略者來說，那甚至不僅僅是報復，而是借鑑歷史的“成功經驗”。
諸如侵華日軍，就是在研究中國歷史之後做出的有預謀屠城。
在發動侵華戰爭前，一些研究中國史的日本軍國者認爲，對漢民族只要使用屠殺威嚇就可以征服，並習慣下來，變成馴順的奴僕。
對此，他們很容易找到依據——
南宋末年，蒙古鐵騎南下中國，對南方漢民族展開瘋狂屠殺。他們在抵抗猛烈的蜀地曾創造“空城”記錄，在成都大屠殺中，一次就殺死漢人一百四十萬。(注：此記錄源自元人歷史筆記《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
就這樣，蒙古鐵騎以屠城的方式征服了漢民族，在中國地面上，建立蒙元帝國。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人沿用了這一做法。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蘇州之屠、南昌之屠、贛州之屠、江陰之屠、崑山之屠、嘉興之屠、海寧之屠、濟南之屠、金華之屠、廈門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涇縣之屠、大同之屠……一場場屠殺慘絕人寰，死者無不以數十百萬記。他們用屠殺征服漢民族，逼漢人剃髮。之後，被征服後的漢人，逐漸習慣了女真人的強加辮子，乃至清末革命起，革命黨要剪辮子時，有些漢人竟因辮子被剪而自殺發瘋。
於是，認準此道的後繼者就有了南京大屠殺。目的就是想像從前的遊牧民族一樣，以屠殺威嚇征服漢民族，成爲中國新主。
當“屠殺”與“征服”劃上等號，那麼屠殺就成爲“戰功”。把中國人殺服了，不僅我們是日本的英雄，而且被征服的中國人和他們的後人也像崇拜征服他們的遊牧民族首領一樣，會拿咱們當“英雄”——懷揣着這樣的征服觀，南京城裏的日軍開始大開殺戒。
在這場大屠殺中，日本下層軍官的表現尤爲“突出”，因爲他們“立功心切”。其中有兩個下層軍官的表現，引世人瞠目。那是同在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兩個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他們在中國南京的這場大屠殺中，做出了“魔獸級”表現：一人殺了105，另一個殺了106，其“赫赫戰功”登上了東京主流報紙《日日新聞》。
在解釋殺人動機時，向井敏明坦陳：“頌揚武功，以博女界之羨慕，期能獲得佳偶。”殺中國人“建戰功”，可以博得本國女性青睞，回國討個好老婆。
在後來被南京軍事法庭處死時，此魔獸站立不跪，還在最後遺言寫下“我視死爲天命，將日本男兒堂堂之軀化爲中國之土”。儼然，自視爲一個“壯志未酬”的“英雄”。
現存的南京大屠殺史料，有不少來自日本兵的戰時日記，這些戰時日記雖然偶有個人悲憫，但從軍人角度上說，他們對這場屠殺大多並不後悔，甚至理由很充分，就像著名的《東史郎日記》所寫的那樣：
“中國人抵抗了，那我們就非得打下去不可，就這麼回事。沒人覺得懊悔，包括我自己在內。”
因爲理由充分，又有 “歷史經驗”，所以他們對屠殺中國人沒有絲毫負罪感。用他們的話來說，殺死一箇中國人，就像剁死一條魚，宰掉一頭豬。
親歷南京屠殺的巖川達夫，在《有血有肉的大兵》中就這樣寫到：
“殺掉敵方士兵，對笠原軍曹而言，和剖一條鯉魚沒什麼兩樣。”
《東史郎日記》更有這樣一段話：
“現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們殺起來毫不手軟，沒有半點躊躇。用刺刀殺人比殺一隻雞還容易。在他們看來支那人的屍體還不抵一頭死豬。”
而最令屠夫得意的，是被屠者的表現，大多選擇不反抗而跪着等死。
在大屠殺的日記中，“引頸就戮”的記錄太多了，上千名中國被俘者，只用幾條長繩大致那麼一牽，就老老實實地被幾個侵略兵押到江邊殺光;被活埋者遵從劊子手的意志先爲同伴、後爲自己挖好了墳墓——這是何等令屠夫們感到“省事”的對手!
無需諱言，在大屠殺中那些奉命挖坑活埋同胞及自己，還有跪着等死的華夏男人，早已泯滅了血性。從古至今，中國的一些國學家總是在講：中華文化有極大的包容性，講中庸之道，提倡“和爲貴”，不提倡“硬碰硬”。然而，“和文化”就一定以失去血性爲代價嗎?中國道家推崇陰柔功夫，盛讚舌頭的不朽，但沒有牙齒的口腔，徒有舌頭又能幹什麼呢?當“和文化”異化爲“雌化”，漢魂失去了“鐵”和“血”，則華夏民族無論人數如何之多，都是毫無反抗力的“土豆”與“羔羊”。這樣的民族，如何能令獨夫強盜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