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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勒”起初是滿族中的官職名，且地位高、權力大。但是在皇太極重定滿族宗室爵位之後，“貝勒”的實際地位大不如前。
此後清朝接受明朝制度的影響，“貝勒”也逐漸由大權在握的官職名稱演變爲一個不掌實權的爵位稱謂。但是，不論是作爲有實權的官職名還是無實權的爵位名，“貝勒”所指代的羣體都是特權階級，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方面都享有一定特殊權利。然而，隨着“貝勒”地位、職責的不斷變化，其所享受的各種特權也有不同程度的變化。
貝勒作爲爵位，是可以世襲的，清朝規定宗室後裔，成年即可襲爵，貝勒也在其中。順治時期朝廷將大清宗室爵位按等級進行劃分，總共分爲10等，其中貝勒爲第三等：“親王一子封親王，餘子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餘子封貝勒”。
到了康熙年間，朝廷對世爵等級的劃分又有新的變動：“親王一子封世子，候襲親王，其餘之子封貝勒”，可見，貝勒爵位級別相當於有所下降。乾隆時期，皇帝出於對宗室的優待，對此有所恢復，貝勒遞降者至不入八分鎮國公，令“世襲罔替”。
不僅是待遇，在權利上，貝勒也經歷了極大的變化。貝勒在努爾哈赤時期權力極大，甚至可以參政議政、決定國家大事。當時努爾哈赤挑選了四位能力出衆的子侄，時稱“四大貝勒”，四人按月輪流執政，後金的軍國大事多由他們處理，該慣例之後漸漸演變爲大清的“國議”制度。
這段時期，貝勒對軍隊的影響力極大，之後經康、雍兩代，這種貴族政治制度越來越不合時宜，至乾隆五十六年被正式取消，貝勒等貴族在制度上再無左右國家大事的可能。不過，如果得到皇帝認可，貝勒可以以其他方式獲得軍權，調動軍隊。
貝勒在經濟方面也可以享受朝廷各種優待。他們不僅佔有大量莊園和人丁，還可以享受朝廷的祿銀、祿米。順治元年，朝廷明確王公俸祿標準，其中貝勒一級的俸祿爲每年二千五百兩。
之後根據順治十六年王公俸米“視其俸銀，每一兩給一斛”的規定，貝勒每年還可再享受二千五百斛的祿米。這遠高於當時普通朝臣的薪俸標準，這也體現了清代貝勒俸祿待遇之優厚。
另外，貝勒還有機會得到各種賞賜，例如，順治八年親政恩賞是：親王銀1萬兩、緞百匹，親王以下各有差。婚喪賞賚也是如此。順治十八年康熙帝登基時，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均獲得不同程度的賞賜。
此外，朝廷還爲其配有官員侍衛，按規定貝勒府爲14人。此外還可取用太監若干名，無定數，嘉慶年間曾在用量上加以限制，例如貝勒只准用太監20名，但該規定只實行了幾年就又恢復了原例。
在文化教育上，貝勒也有不少特權。清代皇帝十分重視宗室子弟的受教育問題。早在皇太極時期，統治就意識到子弟的受教育程度對於國家統治的重要意義，他 “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希望子弟們可以通過讀書不斷加強自身忠君愛國的意識，從而更好地爲國家盡心盡力。
順治時期，宗室子弟教育更加制度化，在各旗設立宗學，令年滿十歲尚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全部進入宗學學習，對貝勒以下，“亦勤加講閱”。此後便形成定製。
不僅如此，清朝前期，貝勒作爲王公貴族享有一定的司法特權，例如，受審免跪，法當從輕等等。但是由於之後越來越多的宗室“不成器”，他們目無王法，作惡多端，爲此統治者多次修改《律例》條款，使旗人的司法特權發生了很大變化。
乾隆十九年規定旗人犯罪，與普通平民一樣按律論處，原來旗人專享的“犯罪免發遣”優待再也不存在了。
此外，對於之前法律規定的宗室“受審不下跪”的特權，嘉慶帝不以爲然，他認爲該規定不能體現大清律法的威懾力，會助長宗室犯罪的歪風邪氣。
於是嘉慶下令：“以後的犯罪宗室不再享有此項特權，到有司受審“無論承審者何官，但先將該宗室摘去頂戴與平民一體長跪聽審。”並從此成爲定例。
總之，到了清中後期，宗室特權還是受到較多限制的。許多滿洲貴族特權也逐漸消亡。貝勒所享受的各方面特權也呈現出削弱的趨勢，已經漸漸失去了最初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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