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小編帶你追尋歷史上真實的漢武帝劉徹，探索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歷史故事。
商人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被輕視的集體，如秦“商鞅變法”時，商鞅就採取“限商”的政策(當然也有人說是“抑商”)，《史記.商君列傳》載:“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以農業爲“本業”，商業爲“末業”，農民努力生產糧食和布帛，不但有機會免除勞役，甚至還能免除賦稅，而從事工商業的不但要繳納賦稅，而且還是重稅，且如果因從事工商業而變得貧窮的，他的妻子還要被沒收爲官奴。
而商鞅之所以會如此做，究其原因在於，商鞅認爲私人工商業不僅會讓國家失去從軍殺敵、務農種田的勞動力，而且還會削弱國家的實力，因爲私人工商業會讓國家的財富流往商人手中。《商君書.去強》曾言:“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就是如果農民變少，商人變多，則就會導致貴族變窮、商人變窮、農民變窮，這樣國家的實力勢必會變弱，所以“私人工商業不除，則國有產業難興”，爲了強大秦國的實力，就應該要打壓商人，然後對商人徵以重稅，只有這樣才能抑制商人勢力的膨脹。
如此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對商人的國策就是“限商”，直到西漢初立之時亦是如此。
劉邦建漢後，對商人的政策亦延續秦制。《史記.平準書》載:“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此時劉邦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做的衣服，也不能坐車，同時還要對他們加收重稅。
但是自惠帝開始，西漢朝廷開始緩慢的提高商人的地位。漢惠帝時期，惠帝下令“復弛商賈之律”，放鬆對商人的限制，此時惠帝對於商人的唯一限制就是“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即商人的子孫不準入朝爲官。
而到了文景時期，因國家財政的匱乏，致使朝廷不得不依賴於商人。因此爲了從商人手中獲得財富，文帝時，在晁錯“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的建議下，漢廷開始實行“入粟拜爵”制，此時商人只要能出錢出糧的，最高就能獲得“大庶長”的爵位。也就是如此，商人的地位開始得到了顯著的提升，他們利用手中的財富開始名正言順的進入到了漢朝的朝堂之上。
直至武帝時期，商人經過文景時期的發展，開始逐漸的在朝堂上有了一席之地，並逐漸的成爲了西漢朝堂上一股舉重若輕的勢力。而後在武帝的重用下，商人更是能位居九卿之職，甚至是成爲一位君主的輔政大臣。
衆所周知，武帝時期，西漢一改往日的“與鄰和睦”的政策，開始對匈奴、南越、西南夷、西域等各國或主動、或被動的發起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戰爭。經過數十年的征戰後，西漢雖打出了“強漢”的威名，但因戰爭的頻繁，西漢的經濟也開始陷入崩潰，此時“縣官大空”、“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等窘迫的局面開始紛紛出現。
於是爲了打破西漢財政匱乏的局面，武帝開始採取了一系列的經濟措施，如增加算錢、緡錢等稅目，增加農民的賦稅等，但是這些政策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西漢財政匱乏的窘境。
也就是這個時候，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等有政治頭腦，又有經商頭腦的商人開始出現在武帝的面前，他們利用自己在商業上的天賦爲武帝出謀劃策，規劃出一系列極具效果的經濟改革措施，如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
於是乎，漢武帝爲了振興漢朝的經濟，也了遏制漢朝國勢的衰退，開始賦予他們高位，以此來執掌西漢的經濟改革，從而重現大漢往日“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準書》)的輝煌。
《史記.平準書》載：“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因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在商業上的天賦，東郭咸陽、孔僅做了大農丞，秩千石，桑弘羊做了侍中，成爲漢武帝近臣，有了參與朝堂議事的權力。
而隨着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等商人的嶄露頭角，越來越多的商人開始得以入朝爲官。如《史記.平準書》所載:“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鹽鐵官營”的政策就讓大量的商人得以進入官場，當時孔僅、東郭咸陽爲了便於“鹽鐵”劃歸國有，他們不但建立了一個專門的鹽鐵機構，同時還讓一大批因經營鹽鐵業而致富的商人們進入鹽鐵機構爲吏。
此時商人的勢力，在武帝朝達到了鼎盛，他們或爲天子近臣，或爲九卿，或爲地方要員。甚至到了昭帝初登基時，作爲雒陽商人之子的桑弘羊還同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三人一起做了輔政大臣，輔佐昭帝治理天下(《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可以說此時商人的地位已不可與漢初同日而語。
當然整體而言，漢武帝對於商人大體上依然還是採取打壓的姿態，在改革中無論是鹽鐵官營、均輸平準，還是酒榷，它們的目的都是爲了抑制商人的發展，然後從商人的手中奪回對民間經濟的掌控權，從而壯大漢朝的國力。
但是不管如何，較之西漢初期，商人的地位顯然有了質的提升，武帝打破了“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的規矩，此時的商人不但可以堂而皇之的入朝爲官，甚至還可以位列九卿之職。
可以說，正是武帝在用人上的不拘一格，才造就了大漢的輝煌。正因武帝在推行的經濟改革中大膽的起用商人來作爲主管官員，並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及採納他們所提出的一系列較爲合理的經濟政策，才最終挽回了西漢經濟的頹勢，並也間接的促成了西漢極盛時期“孝宣之治”的誕生。
正如《鹽鐵論.輕重篇》所言:“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灸刺稽滯，開利百脈，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徵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此者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武帝時期那些做官的商人的確推動了西漢的經濟發展，他們靠着自己在商業上的天賦，及對市場運行規律的瞭解，最大限度的增加了西漢的財政收入，也極大的緩解了武帝因財政匱乏所帶來的壓力。
事實證明，武帝允許“商人爲官”實質上並沒有什麼錯，“商人爲官”在初期的確爲西漢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如《史記.平準書》所載:“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武帝北巡時，所賞賜的“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全部都是來自於商人官員主管的機構，可以想像，武帝和漢廷從這些商人官員中獲得了多麼巨大的回報。
但凡事都有利害兩面，西漢雖從任用商人爲官中獲得了鉅額的財富，也依靠他們基本解決了武帝中期之後財政匱乏的問題。但是隨着商人們大規模的涌入到西漢的官場中，再加上商人們身上自帶的那種“逐利”的本性，這些都爲西漢的官場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
首先商人的大量涌入讓西漢的冗官問題變得日益嚴重。武帝時期"冗官"問題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其一賣官帶來的“冗官”。武帝時期，武帝允許商人用錢來買官(《漢書·食貨志》載:“入財者得補郎”)，所以當時稍微有點資產的商人都會爲自己，亦或子嗣買一個官噹噹，雖然武帝朝賣出的官大多爲“郎官”，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等，但這些再不濟也是個官。
不過，當時武帝賣官到底賣了多少不得而知，但是從史書中記載“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的這段話可以看出，能讓“郎選衰矣”足以看出武帝賣官的瘋狂。而隨着“郎官”的增多，“冗官”問題也就隨之出現。
其二經濟改革帶來的“冗官”。武帝時期之所以會讓“冗官”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主要原因在於爲了讓商人名正言順的主管經濟改革，武帝曾爲此創造出了大量全新的官職。
如爲了推行“鹽鐵官營”。據統計武帝一共在各郡國設置了84個鹽鐵官，其中鹽官36個，遍及27個郡國;鐵官48個，遍及40個郡國(以上僅僅只是有史有查的數量，真正歷史上的鹽鐵官顯然要遠遠多於84個)。而從《史記.平準書》記載的“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可以看出這些官職顯然就是爲了商人而設的。
再如《漢書.食貨志》所載:“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當時武帝爲了方便管理從地主豪強手中收刮而來的大量田地、奴婢等財物，開始在水衡、少府、太僕、大農等機構設立了大量的“農官”。
如負責水池的有水官、負責沒收上來的田地的有搜粟都尉、農都尉、屬國農都尉、護田校尉、屯田校尉、渠利田官、北假田官、辛馬田官、候農令、守農令、勸農掾等官、負責養駱駝的有牧橐丞，負責諸苑養狗、馬、禽獸的有各苑令丞。從一個管理朝廷沒收上來的田地的都設置了這麼多新的官職來看，可想而知武帝在進行經濟改革時設立了多少全新的官職。而這些大量全新設立的官職，勢必也就會加快“冗官”問題的出現。
再是“冗官”的出現勢必會大大增加國家的財政開支。昭帝時期，輔政大臣霍光曾召開一次討論國家現行政策的辯論大會，也就是“鹽鐵之議”。在這次會議上，賢良文學在與桑弘羊的辯駁當中，這樣說道“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睏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制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鹽鐵論.園池篇》)。
實際上漢武帝所設置的一些全新的官職，大部分都是“無用之官”，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武帝在水衡、少府、太僕、大農等機構設立的“農官”。這些“農官”所執掌的職責大部分都是重疊的，如屯田校尉掌輪臺、渠犁駐防及屯田事務，護田校尉掌西域屯墾，這屯田校尉所掌的輪臺、渠犁二地就在西域的地界，那既然護田校尉就是執掌西域地區的屯墾的，爲何還要再去設一個屯田校尉呢，這不就是明擺着的是一個“無用之官”嗎?
而這樣的事例，在武帝所設的“農官”中那是屢見不鮮。正如賢良文學所說“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連養狗、馬等禽獸都要設立一個官職，這樣程度的“冗官”勢必就會造成“是以上不足而下睏乏也”問題的出現。
朝廷因爲這些“冗官”被迫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財政開支，而底層的百姓也因“冗官”的存在變的更貧窮，因爲大部分的“無用之官”都是些“無功而衣食縣官者”，他們都是一羣“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之徒(《漢書.食貨志》)。想想看，這麼一羣只知“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的世家子弟，他們能爲百姓帶來什麼好處?唯一的就是帶來無盡的苦難。
最後是大量商人入朝爲官導致了西漢的朝廷變得越來越腐敗。司馬遷曾言商人自古多是“多積貨逐利”之徒(《史記.平準書》)，讓他們進入官場勢必就會將安於享樂、逐利等不良風氣帶入到官場之上。實際上後來所發生的種種也的確驗證了司馬遷所言不虛，商人真的多是一羣“多積貨逐利”之徒，如商人在推動“鹽鐵官營”時，就出現了“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鹽鐵論.水旱篇》)的問題。
那些商人們藉着手中對於鹽、鐵的壟斷，仗着百姓只能從他們那裏拿到鹽、鐵，他們偷工減料、以次充好，把最差的賣給百姓，但給的價格卻是最貴的價格，百姓爲此是被他們弄得是苦不堪言。百姓用最貴的價格，買來的卻是最鈍的刀，連割草都割不了，百姓每天都必須付出成倍的時間才能完全田間的工作，可最後獲得的利益卻反而變的更少，你說百姓的生活被這些商人都弄成什麼樣了?真的是“百姓苦之矣”。
商人爲官，以權謀私，大發橫財的事情在武帝朝是層出不窮，就連武帝的近臣桑弘羊也不例外。“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厚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鹽鐵論.國疾篇》)。
當時在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就直指桑弘羊以權謀私，中飽私囊，私家累萬金，而當時的桑弘羊卻只能是“悒悒而不言也”(《鹽鐵論.國疾篇》)，可想而知桑弘羊是有多麼的心虛，想來賢良文學所說句句屬實，致使桑弘羊都沒有反駁的勇氣了。想想看，連身處高位的桑弘羊都是如此，更何況是底層的那些低級的商人官員呢?
只能說武帝用商人做官，那些商人雖富了漢朝的國庫，但底層的百姓卻並沒有因此變富，反而是被那些以權謀私的商人官員弄的是更加的貧陋困窮。而武帝朝雖從他們的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好處，不但做到了“都內充殷，取贍郊野”(《史記.平準書》)，也成功的遏制出了西漢國勢的衰退。但是自武帝之後，“商人爲官”卻開始給西漢帶來了無窮的麻煩。
這些商人將那股貪財好利的不良風氣帶入到了西漢的官場之上，從此西漢的吏治開始變得越發的腐敗，他們生活奢侈，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對西漢的吏治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雖然武帝后期，漢武帝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並採取了一系列的挽救措施，如在地方上設立“州刺史”監察百官等，但這些舉措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商人給西漢官場帶來的吏治腐敗的問題。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