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王充年少是就成了孤兒，鄉里人都稱讚他孝順。後來到京城，到太學(中央最高學府)裏學習，拜扶風(地名)人班彪爲師。喜歡博覽羣書但是不死記章句。家裏窮沒有書，經常去逛洛陽集市上的書店，閱讀那裏所賣的書，看一邊就能夠背誦，於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後來回到鄉里，住在家裏教書。會稽郡徵聘他爲功曹(官職名)，因爲多次和上級爭論，和上級不合而辭職離開。
王充擅長辯論，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最後卻又實在的結論。他認爲庸俗的讀書人做學問，大多都失去儒家了本質，於是閉門思考，謝絕一切慶賀、弔喪等禮節，窗戶、牆壁都放着刀和筆。寫作了《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
刺史(官職名)董勤徵聘他爲從事(官職名)，改任治中(官職名)，自己辭職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徵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徵聘他，因爲得病沒有去。當時年近七十，體力和腦裏都衰弱了，於是寫作了《養性書》十六篇，倡導節制慾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家中。
王充是東漢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整個東漢二百年間，稱得上思想家的，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長統。王符(公元85—162年)，字節信，著有《潛夫論》，對東漢前期各種社會病端進了抨擊，其議論愷切明理，溫柔敦厚;仲長統(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對東漢後期的社會百病進行了剖析，其見解危言峻發，振聾發聵。王充則著《論衡》一書，對當時社會的許多學術問題，特別是社會的頹風陋俗進行了鍼砭，許多觀點鞭闢入理，石破天驚。《論衡》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的一部“百科全書”。就物理學來說，王充對運動、力、熱、靜電、磁、雷電、聲等現象都有觀察，書中記載了他的觀點。他還解釋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王充把人的發聲，比喻爲魚引起水的波動;把聲的傳播，比喻爲水波的傳播。他的看法與我們今天聲學的結論是一致的：聲是物體振動產生的，聲要靠一定的物質來傳播。歐洲人波義耳認識到空氣是傳播聲音的媒介，是17世紀的事，比王充晚1600年。
范曄《後漢書》將三人立爲合傳，後世學者更譽之爲漢世三傑。三家中，王充的年輩最長，著作最早，在許多觀點上，王充對後二家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王充是三家中最傑出，也最有影響的思想家。
但是由於王充在書中對傳統的儒學，特別是漢代經學，進行了論難，有時甚至懷疑古經，上問孔孟，著有《儒增》《書虛》《問孔》《刺孟》等專篇，公然向神聖的經典挑戰，向孔孟聖賢發難，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韙，因而被視爲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問孔”，“已有非聖無法之誅!”其他學人雖然不能治其“非聖無法”之罪，但也多揮毫濡翰，口誅筆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稱的大史學家劉知幾，因《論衡》書中記載了王充父祖橫行鄉里的不光彩行徑，不合乎子爲父隱的綱常名教，說王充“實三千之罪人”!章學誠亦對王充非難儒學的作法，對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質疑。
自《隋書?經籍志》以下，歷代目錄書都將王充《論衡》列入無所宗師的“雜家”類。近代經學大師劉師培又說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在中國學壇上又曾有人說王充是儒家的反對派，是反孔的急先鋒……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們今天不必爲這些帶有濃厚政治偏見的褒貶，去爲古人的恩恩怨怨糾纏不休，但是，從學術的角度看，我們認爲不能僅憑“問孔、刺孟、非儒”這些表面現象就斷定他的學術派別，而應視其所問、所刺、所非的具體內容。根據王充的整體思想來分析定性，筆者認爲：綜觀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學的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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