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了南宋的一些故事，歡迎閱讀評論。
《宋史·光宗紀》認爲，宋光宗自發病後，“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明確將光宗朝視爲南宋從治世折入衰世的轉捩點。此說似乎不無道理：正是宋光宗精神病犯渾，有力朝臣纔在後宮支持下擁立新君，卻爲擁立有功者開啓了專擅朝政的方便之門，最終導致權臣專政，朝政一發不可收拾。
宋光宗的執政能力遠遜其父，加上隱伏着精神病誘因，先是聽任李皇后跋扈干政，繼而疑忌太上皇而釀成“過宮風波”。爲避免朝局全盤失控，太皇太后吳氏與有力朝臣聯手，另立宋寧宗爲新君，雖然渡過了皇位傳承危機，卻開啓了由執政大臣與後宮合謀擁立皇位繼承人的模式。其後，憑藉這一模式而擁立有功的執政大臣也自然而然一再成爲專斷朝政的權臣，晚宋三大權相韓侂冑、史彌遠與賈似道莫不如此。
在這種情勢下，繼位的皇帝或者孱弱庸闇，聽憑權臣擺佈(例如宋寧宗與宋度宗);或者即欲有爲，也無能爲力(例如宋理宗前期)。然而，南宋的權相與前代已迥然有別，不可能對君權形成顛覆性危險。之所以如此，兩方面因素不容忽略。首先，宋代家法對宰相權力已有制約性的頂層設計，無論其權勢再大，也不可能一手操控整個士大夫官僚系統的運行程序與統治秩序;而新儒學的政治觀也已深深植根於士大夫官僚羣體之中，與祖宗家法共同形成強大的牽制之勢，即便權臣也只能止步於權力的把持與利益的攫取，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覬覦至尊的君權而淪爲身敗名裂的名教罪人。
後人提到宋代權相時，一般都列舉蔡京、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與賈似道(有時還追加史嵩之)。實際上，這張名單值得辨析。蔡京一生四次爲相，趙翼說他還僅是“諧臣媚子伎倆，長君逢君，竊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罷之”(《廿二史劄記·秦檜史彌遠之攬權》)。只是君主集權模式需要由其作爲代理人來行使中央控制權，而其他官僚只能例行從旁贊助，所以儘管宋徽宗一再起用他，卻也能輕而易舉地將其罷免。嚴格說來，蔡京還不足以稱爲權相。
換言之，宋代權相都出在南宋。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與賈似道的權相專政(韓侂冑實專朝政始自1195年，正式任相遲至十年之後，嚴格說來應是權臣轉爲權相)。
倘若再加甄別，這四大權相又可分爲兩種類型。秦檜的獨相之權出於宋高宗打造紹興和議體制之需而主動授予的，也就是說，秦檜的權相地位是宋高宗有意欽定的。而韓侂冑、史彌遠與賈似道的權相擅政，都是他們專權之勢已成，而由在位君主宋寧宗、宋理宗與宋度宗無奈讓渡的。
這樣來討論權相政治下君權與相權之強弱消長，也許更準確到位。顯而易見，權相秦檜時期，宋高宗的君權絲毫沒有削弱，君權與相權是高度統一的，秦檜之政就是宋高宗之政。而韓侂冑、史彌遠與賈似道的權相專政，則與宋光宗以降諸帝庸闇或不作爲有關，這三大權相下君權不張應是毫無疑問的，權相擅政徑直取代了君主行政。具體地說，宋寧宗之於韓侂冑專權與史彌遠專權，宋度宗之於賈似道專權，都是出於君主闇弱;而宋理宗親政前之於史彌遠，晚年之於賈似道，則都屬於君主的有意不作爲(前期基於感戴擁立之功與懾於專權之威的考量，晚年出於嗜慾怠政而委政權相)。總之，南宋權相政治的接踵出現，不妨說是君主對獨裁權力的主動授予或無奈讓渡造成的。當然，由於前述原因，無論何種類型的權相，都只是獨裁模式下君權的代行者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