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小編帶你追尋歷史上真實的農民起義，探索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歷史故事。
我們常常以爲，農民起義的失敗，大多是因爲農民起義首領太過樸實，缺乏鬥爭經驗，而鎮壓者太過狡猾。
一、農民起義三部曲
的確，在2000多年的歷史中，發生了數不勝數的農民起義，而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失敗於此。
然而，這樣的農民起義，都已經被扼殺在搖籃中了。他們的數量雖多，但在我們的史書上，卻幾乎都找不到痕跡。
而能夠我們所知道的農民起義，本身就是極少數相對成功的案例，至少有一定規模，極大的打擊了*朝的腐朽統治的那種。而這個原因，並不適合他們。
因爲能走到那一步的他們，本身就是時代的佼佼者，還經過了實踐的千錘百煉，很多方面比之那些成功的梟雄並不遜色。但他們還是沒能建立長期穩定的政權，最終以失敗告終。
而這，纔是我們值得探究原因的那部分農民起義。
這樣的農民起義也還是有很多，像陳勝吳廣起義、黃巾大起義、孫恩盧循起義、隋末農民大起義、黃巢起義、王小波起義、紅巾軍起義、明末農民大起義等等。
這些起義，節奏上基本表現爲三部曲：
1、起因是腐敗+天災，赤地千里，基本上屬於失控的狀態，因此起義的規模十分巨大;
2、打敗官軍，佔據州縣，一代頭目脫穎而出，但他們很快在官軍的反撲中死去或轉入地下;
3、起義低潮，腐敗+天災，二代頭目崛起，成功則推翻前朝建立政權，反之則循環第二步或直接失敗;
這也是爲什麼大多數農民起義，我們都找不到痕跡的原因，因爲沒能引起廣泛的共識，他們在第一步就撲街了，因此只能在某些地方官員的列傳中找到蛛絲馬跡。
而上述的大起義基本都到了第二步，都有幾個我們耳熟能詳的頭目。然而由於鬥爭形勢的複雜，第一代頭目基本都以失敗而告終，起義會暫時進入低潮。
如果朝廷不能解決腐敗+天災的雙重dbuff，那麼很快起義就會迎來第二波。由於各種原因，歷朝歷代基本上沒有解決的。
於是，就進入到了第三步，第二代頭目如果能吸取第一代頭目的鬥爭經驗和教訓，get到那個關鍵點，那麼，接下來只需要重複刷勸課農桑、東征西討、求賢若渴三個任務，基本就離成功不遠了。
然而，這個關鍵點，並不是所有的二代頭目們都能夠get到的。
二、從貧農到地主的轉變
爲了解釋這個問題，子彧嘗試將農民起義做一個形象的比喻。
某年某月，乾旱/洪水/瘟疫襲擊了一個村子，由於各種原因，貧農們沒有飯吃了。於是大家都支持其中的一個貧農張三，武裝起來到地主李四家搶吃的。
來到李四家以後，張三發現這裏金碧輝煌，糧食滿倉。於是經過反覆的鬥爭，可能還會有犧牲，最後張三成功將地主李四攆走了，然後佔據了地主家。
於是，貧農張三搖身一變，成了地主張三。這就是農民起義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也就是到了那個關鍵時間點。
以前，貧農張三不需要管三七二十一，只需要動手搶就可以了。然而現在，張三的新身份是地主了。
這是不是意味着張三不能像以前一樣行事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那麼，張三要如何才能夠做好地主這個新身份呢?
答案是，向以前的地主李四一樣，團結那些富農，共同向其他的貧農收租。而且同時，張三要廢除李四亂收租的毛病，勻出一部分家裏的糧食，在特殊時期幫襯着貧農們，這樣才能夠維持好地主和貧農那脆弱的關係。
如果不這樣做呢?那麼，又會有新的貧農或者其他地主將張三擠下去，張三又會回到貧農的身份或者直接被其他地主殺掉。
所以，這個關鍵點就是，從搶劫到收租的轉變，從農民到地主這個身份的轉變。
這就是大多數農民起義都沒有get到的那個關鍵點，從破壞者到統治者的角色轉變。
農民起義的前期，他們是舊秩序的破壞者。因爲舊秩序讓大家都活不下去，所以大家都支持他們，引起起義的規模會越來越大。
然而，當起義進行到第二步的時候，他們往往沒有完成身份的轉變，又遭到舊秩序的強烈反撲，這也就是第一代頭目基本會失敗的原因。
而到了第二波，起義軍的二代頭目會輕車熟路的重複起義第一步和第二步。他們再次來到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這時候，第二代頭目如果能夠意識到這個身份的轉變，成爲新的地主，那麼起義就會成功。
但是往往，他們仍舊意識不到。所以，大多數農民起義，最終仍舊逃不過失敗的命運。
三、活成自己討厭的那個人
縱觀各大農民起義，張角、孫恩盧循、黃巢、李自成、太平天國，他們都是因爲沒有適應好地主這個新身份而失敗。
成功適應新身份的幾乎就是劉邦和朱元璋等寥寥數人而已，而無疑，他們都成功了。
那麼，同爲梟雄，爲何這些人連這一點都意識不到、都適應不了這個新身份呢?
我們的社會結構，從秦開始，宗族勢力就被打散，拆成了一個個小農家庭。中央集權之下，是一盤散沙。
而將這盤散沙凝聚在一起，始終維持着社會的中下層秩序的，是隨之崛起的一股社會的中堅力量。他們通過壟斷社會的話語權，上通皇權，下達民間，成爲掌控社會的關鍵力量。
在秦漢，這羣人被叫做三老、豪強;魏晉社會，他們的名字叫做士大夫;隋唐科舉制以後，他們又變成了官紳、鄉紳羣體。
他們的數量非常龐大，他們的組成良莠不齊，但在農民眼裏，他們就是統治者的代名詞，控制着最基層的社會組織。這就是所謂的“皇權不下縣”。
既然都鬧到起義這個份上了，他們身上的黑鍋肯定小不了，所以起義的隊伍，對他們的仇視很深。這一點，雙方都明白。
然而，他們對於建立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說，農民起義者要做好地主這個新身份，要合理收租，要重建秩序，缺了他們不行，得罪他們更不行。
以前是壓榨我們的仇人，現在我卻要依靠他們、禮遇他們，乃至捧着他們?
對於出身農民的起義軍領袖來說，這個情感的轉變，很難。同時，還要讓他們相信這一點，更難。
這就是爲什麼劉邦入關，要跟三老豪傑們說“不欲費民”，而後一有重大政策都要反覆召三老豪傑商量;
這也是爲什麼朱元璋在有了自己的根據地之後，先拜倒在小明王的腳下，後又宣佈脫離農民起義的身份、以元的繼承者自居。
這些政治作秀看似沒有多大意義，但實際上，卻是在向整個社會宣佈：我不是破壞者，我是秩序的重建者，以後我會善待你們，請你們相信我。
甚至說，要取得他們的信任，還需要反覆的宣講，很多次政治作秀。
做一個形象的比喻，這個轉變就如同練武之人打通任督二脈一樣重要
如果打不通這任督二脈，做不通他們的工作，像李自成一樣，被擁簇着進入京師、卻被同一羣人一路追趕殺死，就是必然的結果。
然而，一旦打通了這一任督二脈，就得到了所謂的民心，什麼勸課農桑、招賢納士等等任務，刷起來都會變得事半功倍。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轉變意味着要拋棄他們原來的身份，轉而成爲他們所討厭的那個身份，那個曾經壓榨過貧農的身份。
也就是說，農民起義成功的關鍵在於，活成“自己曾經討厭的那個人”。
對於每個人來說，這都是難以接受的。就連朱元璋做了多年皇帝之後，都還對這一身份不太適應，其難度可見一斑。
但對於出身官僚和士大夫的人來說，他們天生就是這個身份，很快就能適應。所以很多農民起義的成果，最後都被他們竊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