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首都在不在河南?爲什麼一直找不到?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長久以來，關於夏朝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有人認爲這根本就是一個完全不存在的王朝，畢竟到目前爲止，也找不出太多的證據，對於夏朝的瞭解也很少，連首都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很多人一直猜測會不會在河南，可是在河南卻一直沒有什麼發現，會不會原本尋找的方向就已經是錯的了，其實夏朝首都根本就不在河南?
河南的二里頭應該是夏朝晚期的遺址，而夏朝早期的遺址以及夏代文化的源頭應該在西北地區。接下來將從幾個方面進行論證。在這裏強調一下，本人既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僅僅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根據考古發掘成果來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問題進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華文明“中原起源說”逐漸被考古成果所否定。
就中華文明起源這個問題，所謂的“中原起源說”曾經一直佔據主導地位，該論點認爲位於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但是隨着考古學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們展示黃河上游的西北地區可能纔是中華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因此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呼籲正視西北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上的重要地位。
近期有兩篇重量級的學術文章在這方面進行了詳細論述，一篇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李旻教授的《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生》，另外一篇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張弛教授的《龍山—二里頭：中國史前文化格局的改變與青銅時代全球化的形成》。
兩位學者根據長期的考古發掘結果提出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時代，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這兩個新石器時代的核心區域完全衰敗了下去，而“燕遼—北方長城沿線—西北—川西北”這一地區則迅速崛起，率先發展爲青銅文明，並直接影響了夏商周三代的誕生。
由於這一地區看起來像一彎新月，所以張弛教授將其稱爲“半月形地帶”。而李旻教授則將這一區域稱爲“高地龍山社會”，因爲其包括了黃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東部。筆者在這裏將這兩個概念綜合一下，稱之爲“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二里頭是商朝之前的一個廣域王權國家，根據考古發掘可知其控制範圍以洛陽盆地爲核心東到河南中部、西到陝西關中平原、北到山西中部、南達湖北北部，而其文化輻射範圍則更廣。按照中國傳世典籍的記載，商朝之前的王朝是夏朝，那麼二里頭極可能就是夏。
不過夏朝的起止年代約爲距今4100年至3600年，而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爲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它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遺址，那麼夏朝早期的遺址以及夏的起源在哪裏呢?
上述兩篇文章指出，經過幾十年的考古發掘，可以確認二里頭的核心元素幾乎全部來自於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
例如冶金和青銅鑄造、以玉器爲核心的禮制傳統、以牛羊爲主的畜牧經濟和三牲祭祀、文字、獸骨占卜、由青銅樂器與石磬所組成的禮樂祭祀等等，這些文化的雛形均首先在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出現，隨後進入中原，通過二里頭、鄭州商城、殷墟的傳承，成爲中華禮樂文明的核心要素。
也就是說夏朝的早期遺址和文化源頭就在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或者說在西北高原。目前來說最有可能的是陶寺遺址和石茆遺址，這兩個遺址一個位于山西、一個位於陝北。兩座史前的大型古城均興建於距今4300年左右，活躍期一直持續到距今4000年，而這個時間段剛好對應史書上的堯舜禹三代。
陝北的石茆遺址爲我國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最大的城市遺址，面積達到了驚人的425萬平方米。整個古城的建設使用了非常先進的城防技術，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體
陶寺和石茆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時代中國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大型聚落遺址數量超越當時其他地區同等規模遺址的總和，它們的出現顯示當時巨型政治聯盟已經形成，如果對應古籍的記載那麼這就是夏朝建立之前的華夏部族聯盟。
目前不少學者認爲石茆位於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世居地，結合歷代典籍中關於大禹出自西羌的論述，石茆極可能是夏族的早期政治中心，而陶寺則可能是堯的都城。考古發掘的結果顯示最後陶寺被石茆所征服，這又與典籍記載的夏啓用暴力推翻華夏聯盟的禪讓制度，確立家天下的世襲統治相符合。
第二，判斷二里頭文化的來源要看其貴族文化，而非底層平民文化
就目前的考古發掘結果可以看到，商人早中晚各時期遺址出土的炊具皆爲來自高地龍山社會的陶鬲，而二里頭的炊具則既有中原當地的深腹罐、又有來自西北的花邊罐、還有來自南方的陶鼎。所以，不少學者認爲二里頭文化是當時各方文化相結合的產物，而不能說其源頭是西北。筆者認爲這一個非常大的邏輯錯誤，因爲炊具這類東西屬於底層平民文化，靠這個是無法判斷這個政權是由什麼人建立的。
舉一個例子，如果在沒有文獻記載的情況下用這種方法來研究金帳汗國，那麼我們會得出該國是由白種斯拉夫人所建立的錯誤結論。因爲斯拉夫人是金帳汗國統治下普通民衆，他們的人口占絕對多數。但是實際情況是金帳汗國的統治者爲黃種的蒙古人，他們征服了東歐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歐洲建立了蒙古金帳汗國。以平民文化是無法正確推導出一個國家統治階層的來源的。
所以在追尋二里頭文化的來源時，我們所要依靠的是對其貴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這類日用器皿。
確定了正確的分析方法後來看二里頭，那麼結果就非常明顯了，二里頭的貴族文化來自高地龍山社會，二里頭政權是由來自西北的青銅文化人羣所建立的。
先秦典籍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即爲祭祀，依靠的是青銅禮器;“戎”即爲征戰，依靠的是青銅兵器。二里頭遺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和青銅兵器，正是這種文化的體現。二里頭所出土的大部分青銅器距今大概三千六百多年，而西北地區的大規模青銅冶煉開始於距今四千一百多年前，比二里頭早四五百年。
關於二里頭貴族文化來源，筆者想以下面一個實際案例來分析。
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出現了一個神祕的拍品：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這件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高古文物，泛着幽綠的光澤，傳遞出神祕而悠遠氣韻。齊家文化分佈於西北甘青地區，正是前面提到的半月形高地龍山社會的組成部分。
這件文物是臺北宇珍國際藝術有限公司於2008年購自瑞典韋斯特羅斯市。齊家文化是1924年由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甘肅廣河齊家坪首先發現並命名的，所以這件文物很可能是當年安特生髮掘所得。
這個精美的器物，其製作工藝應該是先用青銅鑄造出圓角收腰狀的牌體，然後在其上鑲嵌大小不一的綠松石片。
很明顯青銅牌上有一個神獸的造型，最下端是突出的嘴，稍微往上是一對圓形的眼睛，再往上是像角又像耳朵的紋樣。綠松石片輕薄細緻，打磨光潔，排列緊密。牌飾兩側各有兩個穿孔的對稱環鈕。這是一件集鑄銅、輾磨加工玉石薄片和鑲嵌等多種工藝於一身的複雜藝術品，表現出了高超的水平。四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夠製作出如此精美的飾品，真是令人歎爲觀止。
在甘肅天水博物館也收藏着一個類似的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此件文物保存情況不如2017年臺北宇珍秋季拍賣會上的那件拍品，很多綠松石片已經脫落，不過兩者的整體造型幾乎如出一轍。
這件青銅牌上也有一個嘴向前突出的神獸，而在其上半部同樣有一個像羊角一樣的紋樣。
其實這種嵌綠松石青銅牌不光在西北的齊家文化有發現，它更是中原二里頭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二里頭遺址從1959年發掘至今，已先後四次出土了青銅牌飾，數量要多於齊家文化，而且其製作工藝也更加精美。
二里頭文化的嵌綠松石青銅牌在紋樣方面比齊家文化青銅牌更加複雜，而且整體造型設計更加精緻，可以看到製作工藝的明顯進步。一般來說任何一個器物的發展過程都是初期比較粗糙，時間越往後越精緻。所以齊家文化的嵌綠松石青銅牌應該是此類器物發展初期的狀態，而二里頭的青銅牌則是其成熟期的狀態。
從考古文化斷代來看也能說明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的年代要早於二里頭的同類文物。齊家文化的年代爲距今4200年至3600年，而二里頭文化爲距今3700年至3500年。所以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牌應該是對齊家文化相關器物的繼承和發展。
不過也有一些學者認爲齊家文化出現青銅牌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的結果，是齊家人仿製的二里頭器物。能夠對這種觀點提供支持的依據爲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嵌綠松石青銅牌屬於第二期偏晚，時間大概爲距今3685年到3635年，而齊家文化的最晚期爲距今3600年，兩者有那麼幾十年的重合期，所以也有可能是齊家受到二里頭的影響。
不過今年一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公佈2018年石峁遺址考古新發現後基本就可以把齊家文化嵌綠松石青銅牌爲二里頭同類器物仿製品的論點給否定了。
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陝北石茆遺址核心區域皇城臺的“大臺基”南護牆位置發現了三十餘件精美的石雕。其中有一件石雕上面的紋樣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這件石雕作品的中間是神人頭像，其兩側爲兩個十分像龍的身體修長的神獸，在石雕左右末端則是半張神面。讓人驚訝的是這神獸的造型居然和嵌綠松石青銅牌上的神獸紋極其相似，幾乎如出一轍。
石茆遺址的絕對年代爲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明確早於中原的二里頭文化(距今3700年至3500年)。石茆石雕神獸紋的出土有力證明了二里頭青銅牌是支流，西北的齊家和石茆纔是源頭。其實中國的青銅製作技術就是起源於西北地區的，所以嵌綠松石青銅牌不可能來自別的地方。
我們知道在二里頭的一個貴族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那就是綠松石龍形器。日本學者認爲這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可能是象徵權力的“龍杖”。而該件龍形器的主人，不是當時的“王”或王室成員，就是負責主持夏王朝圖騰神物祭祀的“御龍氏” 。
讓人驚訝的是今年公佈的2018年石峁新發現石雕中，有一件上有雙蛇浮雕，其造型和二里頭綠松石龍極其相似。由於年代早了幾百年，可以判斷它就是綠松石龍形器的祖形。
李旻教授在文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論述：二里頭許多核心符號與技術，源自高地龍山社會。例如綠松石鑲嵌銅牌、銅鈴、貨貝、玉牙璋等。埋葬於三號宮殿建築中庭軸線上的早期貴族墓葬所隨葬的貝冑、懸掛銅鈴的綠松石龍形器都顯示出二里頭貴族文化對高地龍山傳統的繼承與創新。二里頭貴族墓葬中反覆出現銅鈴與綠松石鑲嵌獸面銅牌組合……從民族學角度來看，銅鈴、貝冑、鼓、圓銅牌(銅鏡)是北亞薩滿巫師常用的飾物與法器。
二里頭的貴族文化所體現的是北方薩滿文化，這明確給我們指出了夏人以及夏文化來自何方。
另外還有一個民俗學方面的例子，那就是西部藏族與上古三代的聯繫。從二里頭、商代以及周代的文物來看，夏商周三代古人酷愛綠松石這種裝飾物，但是在後來的朝代中這個傳統並沒有得到繼承。
而目前在中國還和上古三代古人一樣酷愛綠松石的就是西部的藏族。
我們還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那就是在二里頭的出土文物中，出現了大量十字形裝飾紋樣。但是這個十字形紋樣在之後的朝代也沒有得到繼承。
而今天的藏族依然酷愛十字紋，無論是建築還是紡織品，我們都可以看到大量的十字紋。
先秦時期制定的華夏衣冠禮儀中規定皇帝在正式場合要戴十二旒冕冠，在中國除了漢族，只有藏族同樣擁有十二旒冕冠。
爲什麼藏族和夏商周上古三代有這麼多聯繫?很簡單，因爲藏族的祖先和華夏集團同樣出自西北地區，有共同的起源，這也是漢語和藏語同屬於漢藏語系的原因。學者推論兩個族羣大概在四千年前分離，一支東遷進入中原，一支西遷進入青藏高原，而這差不多就是夏代。這也是爲什麼藏語中對漢人這個詞的發音爲“夏人”。
其實以上結論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爲無論是炎黃神話，還是大禹出自西羌的傳說，無論是講述周穆王西遊的《穆天子傳》，還是流傳千年的崑崙神話，都將中華文明的起源地指向廣袤的西北大地。考古學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幫助我們正本清源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