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知道明朝的故事嗎?接下來小編爲您講解!
經筵是古代一種非常重要的帝王教育形式，不僅能幫助皇帝研讀經史子集、學習治國平天下之術，而且還是皇帝與羣臣增進交流的重要渠道，同時還是朝廷向天下展示尊師重道禮儀的重要手段。因此，自宋朝確立經筵制度以後，這一制度就被各朝延續了下來。而明朝作爲君主高度集權的一個朝代，在繼承經筵制度時，又產生了一些新的變化，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明朝的這項制度。
一、經筵制度的由來
經筵是古代專門爲皇帝設立的御前講席，是皇帝處理國家事務之餘，提升自我素質的重要途徑之一。其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昭帝下詔尋找能夠解讀《韓詩》的人，蔡義應詔前往，皇帝聽後很滿意，封其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專門爲漢昭帝講解《韓詩》;此後，漢宣帝亦曾詔儒官講經於石渠閣，漢明帝命張酺數次侍講於御前。
到了魏晉南北朝，開始出現“侍讀博士”這個官職，不過由於沒有形成定製，這個職位經常處於虛設狀態;而到了唐朝，侍講學士正式成爲一種常設官職，御前講學開始變的頻繁;到了宋朝，經筵正式演變爲一種制度，先是宋太宗留翰林學士在禁中以備顧問，而後宋仁宗明確御前講學爲“經筵”，並對的場地、時間、場所、科目以及參與的人進行了詳細規定。
到了明朝，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初並未設立經筵制度，洪武十五年，大臣桂彥良向朱元璋上了一封題爲《太平治要》的奏摺，首次提出“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但朱元璋並沒有採納他的建議。
永樂至宣德時期依然沒有設立經筵制度，但是根據《資治通鑑》記載，皇帝“每視朝畢，無日不御文華殿或便殿，召大臣或儒臣講讀”，這在實質上與經筵已經非常接近，只不過時間、地點、講讀的內容沒有制度化而已。
到了正統時期，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因爲朱祁鎮繼位時只有10歲，內閣老臣“三楊”認爲此時朱祁鎮還應該以讀書學習爲主，於是由楊士奇主筆，上了一封題爲《請開經筵疏》的奏摺，請求重啓經筵制度，得到太后及朱祁鎮批准。至此，明朝正式恢復經筵制度，此後雖然偶有間斷，但一直到明朝滅亡都沒有徹底廢棄。
綜合來看，經筵制度從漢朝萌芽初生到明朝正式恢復，前後經歷了一千五百餘年的時間，雖然期間經歷了很多曲折，但最終還是以一種制度的形式承襲了下來，成爲古代統治階級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影響着歷史進程。
二、明朝經筵制度
總體來講，明朝的經筵制度繼承自前朝，在本質上並未進行太大的變化，但也根據自身特點，在參加人員、組織禮儀等方面進行了適當的改進，使其更適應明朝特殊的歷史背景。明英宗之前，經筵沒有形成定製，這裏主要介紹明英宗之後明朝經筵制度的一般情況。
1.關於經筵時間。明朝規定，爲規避寒暑，每年組織兩期經筵，分別稱爲“春講”、“秋講”，每期3個月左右，春講一般2月開始，5月結束，秋講一般8月開始，10月結束。經筵期間，每月組織三次，分別在每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其中尤以春講、秋講的首次開講禮儀最爲隆重。
2.關於經筵地點。原則上安排在文華殿正殿舉行。
3.官員參加經筵的人員，除了要“聽課”的皇帝之外，明朝參加經筵大體還有7類人，分別是：
知經筵事，總領經筵一切事務，前期由功勳大臣擔任，後來基本由內閣首輔來擔任;
同知經筵事，協助知經筵事處理相關事務，一般2-3人，多由內閣大學生或各部尚書、侍郎擔任。
經筵講官，負責向皇帝講解經史子集，一般由兼任翰林院編撰以上職銜的各部高級官員、國子監祭酒擔任。
侍經筵官，皇帝特許參加經筵的官員，不負責任經筵之事，只是旁聽。
展書官，負責爲皇帝展掩書籍，一般由翰林院編修擔任。
書寫講章官，負責謄寫經筵講章，一般由編修或中書舍人擔任。
經筵執事官，這是一個統籌，具體包括四類人，分別是鴻臚寺堂上官1人，負責鳴贊;錦衣衛堂上官1人，負責警衛;侍儀御史2人，負責禮儀;給事中2人,負責監督官員禮儀。
需要着重說明的是，經筵講官作爲爲皇帝講課的人員，有着極其嚴格的選拔標準，根據楊士奇《請開經筵疏》記載，經筵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且要先由“吏部、翰林院共同推舉，具名陳奏”，然後由皇帝欽定。
4.經筵講授的內容。一般而言，四書五經是基本教材，《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帝鑑圖說》《通鑑綱目》等書也經常被當作進講內容，古人的一些治國經驗、經驗教訓也會涉及，除此之外皇帝也會根據實際情況有意安排一些內容。而具體每次經筵的內容的選定，根據明朝朱國禎《涌幢小品》記載，一般先由內閣點題，講官再據此擬寫講章，寫完後送回內閣審定。
5.組織經筵禮儀。根據明朝《禮部志稿》記載，大體流程爲：開講前，先確定知經筵事、同知經筵事、經筵講官、侍經筵官等具體人員，而後禮部擇吉日在文華殿設御座、御案，講案，三者位置關係十分固定，一般御案在御座東部偏南，講案在御案南偏東。
開講之日，司禮監太監將書籍、講章提前擺放好，這個擺放也極爲講究，一般而言四書在東、經史在西，講章按例謄寫兩份，御案，講案各放一份。皇帝落座以後，知經筵事要帶領所有人行“五拜三叩頭”之禮，然後“以次上殿，東西序立”。等到所有人都落座後，服侍人員再將御案擡到御座前，將講案擡到御案正前方。緊接着，鴻臚寺官員大喊一聲“進講”，經筵正式開始。
展書官隨即出來爲皇帝展開四書，講書官出列並在鴻臚寺官員“鳴贊”中向皇帝行跪拜禮，禮儀結束後開始講授提前準備好的講章。一個內容講授完畢，展書官會過來幫皇帝把書收起來，然後再展開另外一份書及講章，換個講官繼續講，直到講解結束。
進講結束後，經筵講官重新入列，工作人員將御案，講案恢復到之前的位置，然後知經筵事會率領衆官員再次向皇帝行叩頭禮，進講環節到此結束，但經筵的禮儀卻遠遠沒有結束。
接下來，知經筵事會率領衆人到東順門享受御賜的酒飯，能吃上皇帝御賜的飯，這在古代是莫大的榮譽，何況這頓飯盡是“珍饈良醞”、“極盡豐盛”，而且明朝還有一個非常人性化的規定，吃不完可以帶包帶走。
可以看出，經筵制度發展到明朝各項規定已經非常詳細，參加經筵的每個人怎麼站、站在哪裏、什麼時候幹什麼事、桌子怎麼擺放及怎麼移動、書籍放置的順序及朝向等都有非常明確的規定。組織經筵的禮儀更是複雜異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經筵已經從一個“學術活動”演變爲純粹的國家典禮。
三、結束語
楊士奇在《請開經筵疏》奏疏中提到的重開經筵的理由是，“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換句話說，當時選擇重開經筵的初衷，是想讓皇帝通過學習四書五經來提高治理國家的能力。但這一初衷隨着時間的推移，逐漸被後世皇帝所遺忘，以至於經筵變成了“形式大於內容”的禮節性活動。
因此，經筵對皇帝的幫助隨時間推移呈下降趨勢，而且明朝中後期又出現了很多奇葩皇帝，比如說嘉靖皇帝、萬曆皇帝動不動就十幾二十年不上朝;正德皇帝動不動就住進豹房不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經筵制度更多是以進獻講章的形式落實，效果就更加難以保證。即便是能夠正常落實經筵制度，受制於禮儀，也多是一字不差的讀一讀講章而已，少了討論交流的環節，效果自然也就打了不少折扣。
好在除了經筵制度之外，明朝還有另外兩種進講形式，分別是“日講”和“午講”，前者屬於省去各種繁瑣禮儀的經筵制度，也有“小經筵”之說，後者屬於皇帝有精力時組織的“加竈”活動，這兩種進講都比較注重實效，從某種意義上對皇帝的幫助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