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即使盛世也往往疲於應對強悍的夏天。對於中國人而言，如何應對夏天將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如何應對夏天的水旱災害以及次生、衍生災害一直是中國人的難題。首先是如何認識災害。“天命”曾是中國人對天氣及自然災害原因的唯一解釋。鄧拓曾這樣說道，中國人脫離氏族社會後，經濟政治生活都由單一階級支配的體系已經建立，所以人們認爲人間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階級進行統治，因此也受其影響。同時，受自然力的壓力，又設想存在與人間統治階級一樣的天神。所以，天氣、災害都被認爲由人間統治者的行爲引起，受天神控制。
因此，那些年代，一旦出現災害，皇帝首先要自責和檢討，並且採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責怪，即“弭災”。“弭災”包括自譴、避居等等。後參加這種活動的往往還包括皇室親屬、各級官員，後來普通百姓都會採取類似行爲。隨着生產力的提高，中國人開始採取其他方式應對災害。根據鄧拓歸納梳理，歷史上中國人應對災害有消極救濟與積極預防兩種。消極救濟又有臨災治標、災後補救兩種。臨災治標又分爲賑濟、調粟、養恤、除害等等。災後補救包括安輯、放貸、節約等等。安輯是指安頓流民，蠲緩即緩賦，放貸用於復業，節約用以度困。積極救濟論的主要內容是包括重農、倉儲在內的“改良社會條件”和包括水利、林墾在內的“改良自然條件”。
鄧拓認爲，中國曆代災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災，雖亦由於自然條件使然，而人工不與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廢弛厥爲基本原因”。而“森林之多寡，對於水量之調解，關係至爲重大”，他引用外國學者的話說：“無木之荒，不啻無粟。”上述應對之策均是技術性的，其結果往往取決於當時之吏治。所以在歷史上很多時候，治水治旱前後均先治吏。官吏往往開始就決定了人們是否需要應對災害。《明憲宗實錄》中曾記載，1470年華北、華東地區的六個府“夏麥已全無收”。結果官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雖累經報災傷，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轉遲延。”
而在預防環節，也經常出現《明會要》所載倉儲“十處九空，甚至倉亦無存”的情況。解決這些問題，只能嚴格吏治。《典故紀聞》記載，永樂元年，朝廷要求“凡豐捻之處，於見有官鈔支糴谷粟，儲以備荒，郡縣考滿，吏中計績，以定展最。”也就是說不僅建立儲備制度，還將其作爲官員考覈的內容之一。在明洪武年間，爲了防止救災時官員剋扣糧食，規定將每個災民的姓名和應得到的口糧張貼在公共場合，還要求上級官員“出其不意”下行查驗。應該說，無論從預防還是實施，制度的細節都是中國人應對夏天及其災害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