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歷代帝王裏，在位時間第二短的，當屬朱棣的兒子，登基僅八個月就英年早逝的明仁宗朱高熾。
這位皇帝比較出名的，就是他的仁慈：赦免了大批永樂時代獲罪的“建文遺臣”，包括方孝孺等殉難臣子們的倖存家屬，都重新落實政策安排撫卹。並多次撥出專款專糧，給平民百姓發補貼。執掌天下八個月，好事做了一籮筐。確實當得起一個“仁”字。
而《明史》給他的稱讚尤其高，甚至大膽假設說，如果他能夠多活幾年，必然開創一個超越歷代的偉大盛世。那些史官們之所以敢這麼寫，當然不是信口開河。而是因爲，一個大明王朝的黃金時代，確是由他親手開啓：仁宣之治。
說“仁宣之治”超越歷史，最重要的一條卻是：這是明朝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革期，明王朝完成了治國模式的一次完美升級。之後兩個多世紀裏，明王朝的政治經濟運轉，更都在“仁宣之治”確立的軌道上前行。
開啓這個變革時代的，是英年早逝的明仁宗，而真正完成這個業績的，卻是他的長子：繼承帝業的明宣宗朱瞻基。
一：天子嶄露頭角
明宣宗朱瞻基的出生很有意思，他生於洪武三十年（1398年），當夜還是燕王的祖父朱棣忽做一夢，夢見明太祖朱元璋賜予他大圭。朱棣正在夢中樂呵着，小朱瞻基呱呱墜地了，樂醒的朱棣連忙去瞧孫子，越看越喜歡，當場稱讚說：“這孩子就是大明朝的福分啊！”
從此以後，對這個孫兒，朱棣一直疼愛有加。永樂九年（1411年）十一月，十三歲的朱瞻基被冊立爲皇太孫，成爲大明王朝再一代合法繼承人。太子尚健在就指定太孫，明朝歷史上，這是唯一一次。
從此以後，對朱瞻基的成長，朱棣便操碎了心， 除了學業要求外，好些教育項目，朱棣還親力親爲，手把手帶孫子鍛鍊：早先還是帶着孫兒時常外出遊獵，後來乾脆帶上戰場，一起陪着打仗。而朱瞻基也沒讓祖父失望，學業進步極快，而且武功練得好，文化水平同樣高，詩詞寫得好，還精通書法繪畫，典型全面發展的好學生。
但真正令祖父朱棣感到欣慰的，卻是他十六歲那年的一件事。正是這件事令朱棣認定，這個他一直給予厚望的孫兒，果然沒有變成啃書本的呆子，相反已初具獨當一面的才能。
這件事，發生在永樂十二年（1414年），著名的忽蘭失溫戰役期間。
當時朱棣御駕親征瓦剌，也命已是皇太孫的朱瞻基隨行，繼而忽蘭失溫血戰，明軍一舉擊潰敵軍，孰料一個不留神，督戰的朱瞻基遭瓦剌反撲，居然深陷重圍，險些給抓了俘虜。
而年輕的朱瞻基，第一次體現出過人的能力，臨陣毫不慌亂，反而鎮定指揮，從容周旋，終於等來了援兵，有驚無險脫困。
在朱棣眼裏，孫兒朱瞻基的這番表現，與這場勝利有着同樣意義：這個十六歲的孩子，在祖父面前完美表現了過人膽氣與卓越能力。多年的苦心培育，已然開花結果。
而在常年的宮廷鬥爭中，朱瞻基的另一樣本事，也同樣悄然升級：權謀心機。要說他這本事的形成，卻是實戰鍛鍊：拜永樂年間的爭太子風波所賜。
自從父親朱高熾被立爲太子後，朱瞻基的幾位叔父，就沒一天消停過，尤其是二叔朱高煦，最張狂的時候，甚至還當衆羞辱朱高熾，行爲極其惡劣。
對於這些兇險的考驗，他爹朱高熾是老實人，一度給嚇出毛病：一次朱棣聽信朱高煦讒言，張榜申斥朱高熾，嚇得朱高熾立刻臥病不起，《明史》裏記錄說，臉都給嚇藍了。就是在這樣的兇險環境下，年輕的朱瞻基，常挺身而出，用行動保護父親。
最著名的一個事件，發生在一次祭陵時，當時朱瞻基陪父親一道，與叔叔朱高煦去祭陵，朱高熾天生殘疾，走路一瘸一拐，朱高煦看了就在旁邊嘲笑說：“前人蹉跌，後人知警。”這話說得特缺德，既笑話朱高熾，更暗含警告：大哥你留神點，摔倒了可有弟弟我呢。
但沒想到，朱瞻基不緊不慢回了一句：“更有後人知警也。”這話說的更有水平：叔叔你不用管閒事了，我爹倒了還有我，照樣沒你什麼事。朱高煦聞言當場大驚！
這個侄兒，比大哥更難惹！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病故於北征歸途上，明仁宗朱高熾順利即位，誰知不到八個月，明仁宗英年早逝，局面驟然再變：受封樂安且手握重兵的朱高煦，終於露出了獠牙：老爹的反不敢造，大哥的反沒來得及造，侄兒的反，說什麼也要造！
所以自從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朱瞻基登基後，朱高煦就一直找茬，先獅子大開口，不斷向朝廷要封賞，同時招兵買馬，準備作亂。然而朱瞻基的反應，卻出人意料軟弱，基本是叔叔要什麼，他就給什麼，甚至還親筆寫信，大力表揚這位氣焰熏天的叔叔。
眼看朱瞻基越發軟弱，朱高煦反而更來勁，到了宣德元年（1426年），朱高煦更鬧出大動靜：派部下枚青入京，遊說名將英國公張輔，企圖起兵作亂，誰知張輔不傻，立刻將枚青綁了檢舉揭發。這下雙方攤牌，朱高煦大張旗鼓，發檄文傳天下，藉口朱瞻基身邊的文臣夏元吉等人是“奸臣”，聲稱要“清君側”，公然發動叛亂。全照着他爹朱棣“靖難”的樣子學。
原來朱瞻基之前的軟弱，原來是給叔叔放個圈套，目的就是放線釣魚，是年八月，朱瞻基御駕親征，親率大軍討伐朱高煦，結果大軍包圍朱高煦老窩樂安，還沒開幾炮，朱高煦就全軍譁變，嚇得朱高煦穿一身白衣服，慌不迭的跑出來請罪。一場看似陣仗大的叛亂，就這樣輕鬆平定。
平叛成功後的朱瞻基，後續事務更處理得聰明，只重辦了六百多人，其他幾萬將士大多赦免。而一直和朱高煦有勾結的趙王朱高燧慌忙投誠。朱瞻基也寬大處理，除了削掉趙王兵權外，並未廢除王號。如此一來，人心大定。自作死的漢王朱高煦，先被朱瞻基囚禁，誰知他還繼續作死，竟在朱瞻基探視的時候耍橫，氣的朱瞻基忍無可忍，終於把他處死。
而對朱瞻基來說，這場輕鬆平定的叛亂，更好似一個特殊的舞臺：二十八歲的年輕皇帝，完美表演了一番自己的心機手段，整治了舊敵，更展現了威風。料理完這個麻煩，就該放手治國了。
二：反貪大風暴
比起太爺爺朱元璋來，朱瞻基運氣好太多，接盤過來的，是一個國力強盛，四夷賓服的好家業。
但也不是沒有問題，比如南方的交趾戰爭，從永樂年間起，總是平定完了再打，來來回回折騰多次，朱瞻基上臺後二話不說，果斷從安南撤軍，允許安南建國，成爲大明屬國。這事辦的對不對，到今天依然有爭議。但事實卻是，當時明朝遷都北京，戰略重點也在南方，安南戰事牽扯大批軍隊軍費，實在拖不起了。朱瞻基的抉擇從當時看，可以說是當斷則斷。
而且就當時明朝來說，有一個更兇惡的敵人，其實比安南的戰事甚至北方的蒙古部落侵擾還要可怕：腐敗。
明宣宗年間的腐敗問題，嚴重程度不在於貪了多少錢，而是貪腐的重災區，竟變成了朱元璋苦心設立的反貪部門：都察院。
明太祖朱元璋，深恨貪污腐敗，爲此設立了都察院制度。都察院的御史們，官職極小，權力極大，七品的芝麻官，在中央可以彈劾重臣，在地方更可督查官吏。反起腐敗來，素來簡潔高效。
但日久天長，這制度就出了問題：御史們可以查百官，可是沒人來查御史，漸漸貪官們也摸清了門道，一開始還是貪官收買御史，後來竟發展成御史朝官員索賄，風氣越發惡劣。
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身爲都察院的一號人物，到朱瞻基在位時，已經貪到地球人都知道，這人收賄賂還極講學問，自己不出面，全由兒子劉福代理，他這兒子除了替老爹收錢外，還包攬詞訟，是京城出名的“腐敗經紀人”，爺倆一對活寶。
明朝的吏治狀況，自然迅速惡化。當時京城的大小酒樓，生意都特別熱鬧，公款吃喝極其普及，宴會整夜不停，大小官員招妓做樂，甚至競相攀比奢華，歪風邪氣全國刮。就拿一度鬧得焦頭爛額的安南戰事說，以安南叛亂者“權署安南國事”黎利自己的深情回憶：倘若明朝派到交趾的官員，人人都能清廉，我又怎麼會造反呢。
於是忍夠了的朱瞻基，決定下狠手了，和早先治朱高煦一樣，這次還是引蛇出洞：宣德三年六月，藉故貶劉觀去督查河道，風聲一放出來，各路御史爲了邀功，紛紛上奏彈劾，這下朱瞻基順水推舟，立刻逮捕劉觀父子，然後數罪併罰，判了充軍遼東。這個明朝永樂末至宣德初年的最大鉅貪，就此倒臺。
接替劉觀職務的，就是清官顧佐，事實證明朱瞻基很會看人，這位新任的顧大人，既是著名清官，更是著名狠官，行政恪盡職守，爲人孤僻自傲，平日裏除了工作往來外，從不和同僚交流，官場綽號“顧獨坐”。堪稱官場獨行俠。獨行俠出馬，立刻橫掃一片：不到一年，就撤了四十三個御史，又選拔增補了多名清廉幹才，爛透了的都察院，就此生機煥發，再度撐起反腐重任。
都察院靠譜了，緊接着官場大震盪，大批鐵面御史們積極活動，不出幾年，明王朝吏治一片清明。這事的好效果，朱瞻基本人也得意，一次更給內閣大學士楊士奇誇耀說：“當年要是不重辦劉觀，官場風氣哪能這麼好？”
但即使這樣，明宣宗還是不敢怠慢，又在制度上做了個修正：都察院選拔御史，以後要由都察院定名單，寫明其具體事蹟，然後交付吏部審覈，一旦御史出問題，推薦人和審覈人，都要一道辦罪。這樣一來，吏部和都察院之間，既要互相盯，出事更要連帶陪綁，御史的准入標準，一下嚴格起來。
三：經濟大改革
明宣宗重手整頓貪腐，目的不僅僅是整人，而是因爲此時表面富庶的明朝，經濟危機卻也浮出水面。
這事說到底，還是明朝的貨幣制度鬧的，明初的貨幣制度，是銅錢與紙幣（大明寶鈔）並行，但紙幣貶值太快，經常性通貨膨脹，從朱元璋在位時期就發生，一直到宣德年間，通脹越發厲害。二是欠稅問題，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一是由於江南地區稅重，二是遷都北京後，運輸成本增長，百姓負擔加重，所以自從永樂末期開始，就經常性欠稅。
當年朱元璋對付這個問題，方法是簡單粗暴，但凡物價漲了，就認定是地方官有貪腐，立刻就砍一羣人。鬧得好些官員，一聽說東西漲價了，竟嚇得要上吊。
可殺來辦去，就是殺不下物價。朱瞻基不殺人，他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倚重了一位經濟牛人：明初傑出經濟學家夏元吉。
作爲永樂年間的財政大管家，夏元吉的本事自然不凡，若不是他在後方精打細算，也撐不起永樂大帝七下西洋五徵漠北的風光大業。而這次面對越發嚴重的物價問題，他也再出狠手：一是把食鹽價格和寶鈔掛鉤，用鹽作爲紙幣準備金。二是多回收寶鈔，少發寶鈔，第三招則配合反腐敗，官員每受賄一兩銀子，則罰一萬貫寶鈔。這招有學問，明朝當時禁用金銀貨幣，這樣一罰，等於是把寶鈔價格和金銀掛鉤。三招齊下，物價果然穩定。
而比起通貨膨脹問題來，欠稅問題，卻更難辦。這事從根本上說，還是由於朱元璋當年憤恨江南人民支持張士誠，設立了重稅制度。但這條“祖制”卻輕易碰不得，碰了是死罪，不碰解決不了問題，進退兩難。
這個難辦問題，並非夏元吉親自解決，穩定物價的事，已耗盡了他人生最後的能量，他於宣德五年（1430年）過世，然而在此之前，他卻已經物色到了一位解決這問題的人選：周忱。
在這之前，周忱可謂默默無聞，他永樂二年（1404年）就中了進士，但這以後，仕途就一片黯淡，雖然也做到了刑部員外郎的職務，卻一直毫無建樹。
沒建樹的直接原因，還是有人壓他：夏元吉。這倒並非倆人有過節，相反夏元吉深知此人才幹，但每當有升遷機會，卻全被夏元吉破壞掉，理由也是一致：這個職務太平常，根本無法發揮周忱的才幹。如此一來，光陰蹉跎，直到宣德年間，周忱的官職，還是原地踏步。
作爲老成謀國的能臣，之前的這一切，其實也是夏元吉對周忱的考驗，當看到周忱一如既往，毫無抱怨後。夏元吉終於確認：他，就是解決這個大難題的不二人選。
宣德五年（1430年），經夏元吉以及大學士楊榮的舉薦，周忱獲任江南巡撫，開始直面這一挑戰，一開始就出師不利，到任後想盡辦法，不但毫無成效，當地勢豪大戶還趁機作梗，外加天公不作美，江南鬧水災，結果一番折騰，反而落下了個綽號：周白地。
但周忱心態好，聽了綽號也不急，反而自嘲說：“今天叫我周白地，來年我叫谷滿地。”相當信心十足。接下來果然如此，經過失敗的周忱，終於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雖然祖制不能動，但具體細節可以靈活掌握。老百姓的賦稅，先前分爲倆塊，一是應交田賦，二是運輸費，也就是“損耗”，田賦既然不能減，那就在損耗上做文章，有錢的多交，沒錢的少交，這樣負擔大大減輕，稅收效率也提高。這個著名的法令，就是“平米法”。
這樣一調整，效果果然大好，不出幾年，江南地區的欠稅全面交清。而後周忱再接再厲，又在正統年間，首創了“金花銀”制度，也就是把應交的糧食，部分摺合成銀兩徵收，這個重要的改變，後來更變身成一個重大的改革：一條鞭法。
這幾項改革一推廣，江南的局面立刻不一樣，不但老百姓負擔減輕，稅收增長，周忱更從稅糧中拿出多餘部分，設立了“濟農倉”，在他任上，“濟農倉”遍佈江南大地，不但用於賑濟救災，甚至商業貿易，創業貸款，都可從中告貸。而在當時明朝，這些“濟農倉”更有一重大作用：幾次明王朝遭遇重大變故，以至錢糧短缺時，基本都是從江南“濟農倉”調錢糧補充，特別是後來的土木堡慘敗後，正是江南的錢糧輸送，幫助明朝打贏那場衛國戰爭。周忱，也真正兌現了他到任的承諾：江南大地，已是一派家家戶戶糧滿倉的繁榮景象。
周忱能辦成這事，還是和本事有關，他不但眼光準，管理水平更是高，最有名的一個絕招，就是會籌算。特別是每次運送錢糧時，哪天颳風下雨，他都記得一清二楚。一次有官員謊稱江面遇風暴翻船，企圖私吞稅糧，周忱立刻駁斥，說那天你說的地方是晴天，哪來的大風？辦事更是高效，《明史》說他“素樂易”，也就是擅長用最簡潔方法，解決最複雜問題。這位能臣宣德五年（1430年）擔任江南巡撫，任職長達二十年，是整個明朝歷史上，在一地任職時間最久的巡撫。
也同樣是在宣德年間起，“巡撫”這一早期的臨時性官職，也日益常態化，成爲諸多省份的固定職務。地方行政的事權因而統一，辦事也日益高效起來。
四：內閣的進化
仁宣之治的另一個重大改革，就是大明朝的內閣制度。自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後，朱棣設立了文淵閣，裏面這些跑腿的“大學士”，雖然品級只有五品，乾的也是祕書活，其實卻開始擔起丞相的職責。大明朝的內閣制度，從此開始建立。
到了明宣宗在位時期，內閣制度最重要的倆個演變，則在他手裏完成：一是“置僚屬”，朱瞻基在內閣增設了倆個機構：誥敕房與制敕房，而且皆設“中書舍人”，這就意味着，原先只是祕書身份的大學士們，這下也有了自己的祕書班子，而且這些祕書班子的人選，都由大學士們選定，連執掌人事權的吏部也無權干涉。實力大大增強。
而更重要的一個變革，則是內閣有了“票擬權”，也就是國家大事，再也不是皇帝親力親爲，相關奏摺送過來，主要由內閣成員拿出批覆意見，並擬定草稿送皇帝審閱，即“票擬”。這樣一來，實力強大的內閣，實權徹底壓倒六部，成爲整個政府運轉的發動機。
當然在宣德年間，“票擬權”並非內閣專有，像夏元吉，蹇義這些六部尚書們，也時常參與票擬。內閣真正壟斷票擬權，還是在明宣宗過世後，當時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鎮年幼，外加蹇義等六部老臣早已作古，內閣才真正成爲“票擬”的專有者。
而在明宣宗執政時期，明朝的內閣，也第一次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政治團隊，這就是赫赫有名的“三楊”內閣，三楊，既楊榮，楊溥，楊士奇三位重臣。宣德年間的內閣大學士裏，早期的黃淮年老退休，一度入閣的張瑛與陳山表現太差，沒多久就調走，十年裏始終操持國家運轉的，就是這三位。
而就才能來說，“三楊”每一位單獨拿出來論，未必是明代大臣裏最強的，但組合在一起，卻極其互補：楊士奇爲人寬厚，善於調處關係，而且精通謀劃，屬於三人裏的核心人物，楊溥學問精深，操守清廉，爲人低調，辦事認真。是三人中的行政幹才。楊榮則多謀善斷，精通軍務。論處理國家大事，着實各有一套本領。
而且這三位重臣，論脾氣秉性，其實一度也不和諧，比如楊榮這人恃才傲物，還常收賄賂，甚至多次出言中傷楊士奇。但明宣宗有水平，多次想法調處三人關係，外加楊士奇此人很會來事，擅長調和矛盾，因此總的來說，國家大事方面，三人還算團結，好些難題面前，更是通力合作。換句話說，仁宣之治的十年，首先來自這三人的齊心協力。
五：明朝盛世粉墨登場
而就帝王心術而言，明宣宗的統治方式，也和前幾代帝王大不相同：他本人就以“敬禮大臣”著稱，而更大的進步是，自“仁宣之治”開始，明王朝立下規矩，除了謀反等大罪外，其他一切罪過，禁止實行連坐法令。死刑等重刑的審覈也更加嚴格，大明王朝的司法，真正開始文明化。
而在處理羣臣關係上，明宣宗更匠心獨運，他常用的辦法，就是寫詩。喜歡把各種國家大事的觀點，整理成相關詩文，臣子們不但要學習領會，更要對詩唱和，如此詩文往來，明朝早期詩歌的一大流派：臺閣體詩，也因此進入繁榮期。立國後長期緊張到恐怖的君臣關係，更從此其樂融融。
而且作爲一個帝王，明宣宗更有極其親民的一面，早年祖父培育他時，就常帶他訪問農家，而在登基爲帝后，這也成了他的習慣，甚至還多次微服私訪，探訪農家艱辛。也因此出臺諸多惠民政策。老百姓的負擔，也因此減輕，經濟迅猛發展。
而在這諸多艱難的更革轉型中，大明王朝的綜合國力，也更加蒸蒸日上。明朝的國民經濟穩定增長，政府儲備增加，僅福建一個丁州府的存糧，竟然足夠當地官軍支用百年，棉花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更從南方推廣向北。更驕人的成就是手工業，比如紡織行業，明初的時候，就連江南這樣的紡織中心，也只是城裏纔有，而到了宣德年間，卻擴展到鄉鎮，比如吳江縣這些縣城裏，都有鄉民從事這行業。陶瓷業也更發達，著名的“青花瓷”正是宣德年間出產，而且瓷器產業重鎮，除了傳統的景德鎮外，更向大江南北擴展，冶煉業的進步更驚人：宣德年間的最高鐵產量，達到了8329000餘斤，是永樂年間最高數值的六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