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萬曆外派礦監稅使的行爲，有人拿它跟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做比，因爲礦監稅使是從工商業下手，是因明末工商業迅速發展而應運而生的舉措，而一條鞭法也是因爲當時商品經濟發展、貨幣流通加快而產生的。從經濟角度看，似乎都是合着進步的節拍，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想，這是截然不同的。張居正的條鞭法是很溫和的，他利用了生產逐漸商品化的規律，簡單來說，無論是農還是工商，貨幣都要比實物更加方便，這樣的改革雖然也會造成一定的顛覆，但是基本上是社會可以接受的，它本身的經濟改革度不是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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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萬曆的礦監稅使可就不是這樣了，他的尺度要大得多。有人說萬曆這樣拿工商業開刀，是爲了彌補明代稅收的畸形，因爲明代稅收規定依然倚重農業，在工商業方面很欠缺，萬曆大哥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才高瞻遠矚地準備把國家從倚靠農業的大坑中向工商業的光明方向引去，但是卻受到了滿朝尤其是東林黨的猛烈抨擊，只有宦官朋友不離不棄地陪伴着他在這條孤獨高冷的路上走着，一個叫田口宏二郎的學者甚至說：“宦官們在徵收各種稅目時的態度，與其說是暴虐恣睢，不如說是作爲官僚的負責努力。”我記得有一句話說，和衆人想法步調一致的是普通人，比衆人的想法晚一步的是蠢材，比衆人想法早一步的是天才，但若比衆人想法早兩步，那就是神經病了。萬曆在明末就能用以稅收的方式刺激，從倚重農業轉到倚重工商業發展，開啓我國近代化歷程，不得不說是早了兩步。而且居然還帶領着一批“憂國憂民”、同樣高瞻遠矚的宦官天才進行經濟改革大業!呵呵，如果他不是穿越過去的話，無論如何也說不通。
一些經濟學家爲萬曆喊屈，說他的增收礦、稅其實是總體商業稅的增收，是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因爲在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明末，改倚農而重工商是大勢所趨。這樣所謂的重視工商的行動，在經濟角度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人類社會，人文環境，並不是像公式化一般單一。我有一位導師曾經大批過某經濟學家“不懂歷史”，因爲他們在改革經濟措施的時候，沒有把人文和社會整體因素考慮在內，這也就是問什麼歷史學家大多對萬曆的礦監稅使採反對意見了。事實上，作爲一個長期怠政、連張居正改革都能說扔就扔的君主，這傢伙真的不大可能有“增值商業稅”這種意識，最多有一些朦朧的感覺，也是建立在因爲工商業興起、有利可圖的不正當出發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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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試着爲大家分析一下當時的史實，我們就知道他的礦監稅使究竟是福音還是災難了。明末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時期，因爲生產力高度發展，生產產品除了供給生活需要，還有結餘可以作爲商品來交易，這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甚至在一些更發達的地方，出現了專門爲生產商品而運作的部門，典型的就是東南蘇浙一代的紡織業，明代著名小說系列“三言二拍”裏就體現了這種部門，因爲紡織技術純熟，逐漸擴大規模，並僱用人員來爲其生產，形成“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現象，這種僱傭關係和生產現象，就被定義爲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另外，因爲航海業的進步，我國沿海一代也常有前來做生意的外國商人，有了外來的交易。因爲這些變化，就連農村也不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古老狀態了，相互交流變多，貨幣也在社會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君子愛財的利益概念也更加盛行，商人不再是一個末等地位的少數人羣，手工業、商業，躋身入行，這樣的大勢之下，就連皇帝也忍不住萌生幾分對金錢的熱情。他就是在這個時候派出礦監稅使，爲他在這些新興的礦業、工商行業開闢新大陸的。這樣看來，蠻符合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求的，我們的萬曆大哥還是很有遠見卓識呢啊。
不過，萬曆應該不是穿越回去的，他腦海裏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概念，他只是帶着一點隱約的感覺，覺得民間這些變化應該是可以給他的財政收入做些貢獻的，他也沒敏感到用什麼改革手段給他的龐大帝國脫胎換骨，不然就不會派一羣宦官折騰百姓去了，這些只曉得撈金告密心理扭曲的宮奴，就更不可能是抱着社會轉型的目的去做變法大計的。本是順應時代潮流的舉措，這樣一來就變成了我們上文提到的人神共憤的景象了。不是說出發點還是很有遠見的嗎，這具體是怎麼回事呢?如果這樣不對，那應該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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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給大家展現的明末的新變化，僅僅是對比從前完全農業、工商比例極小的狀態，有了很大發展，但是如果想做到以經濟基礎帶動上層建築轉型，還差得很遠很遠。資本主義萌芽，顧名思義，所謂“萌芽”是多稚嫩的樣子啊，商品經濟雖然進步，但是並沒有形成市場，沒有集聚效應。明末的工商業發展比例十分不協調，基本只集中在東南，一些大城市纔有，而且門類單一，規模有限，廣大的內地農業還是佔有相當大的比例。明代百姓的觀念也只停留在傳統封建意識上，雖然對商人的鄙夷不那麼過分了，卻依然保持着“士農工商”的古老記憶，就連因工商發家的富人，也會想方設法廣置良田，儘早擺脫工商身份。我曾經接觸過一個著名的歷史課題，叫做“李約瑟難題”，大致就是疑問，爲什麼古代一直領先世界的中國沒有率先走進近代化，這個問題的解釋有一個很重要的點，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就是外國人甚至說今天的中國人都很難想象，農業自然經濟在中國古代的地位是多麼頑固有力，而因這種自然經濟創造的上層建築，也同樣難以撼動。可以想象明末的經濟發展，有類似於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變化，在強大的傳統社會下是多麼微不足道!而此時利用這樣稚嫩的新型生產狀態增加什麼商業稅，開始促進什麼資本主義進步，無疑是天方夜譚。這個社會接受不了，發展壓根沒到那個水平，皇帝也沒那麼神話。不要用現代的眼光去思考當時的事情，我們需要還原給史實一個合適的歷史背景，纔能有權利給事件一個公允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