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觀會議是漢章帝時(79年)召集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和諸生在白虎觀討論儒經的異同的一次會議，會後，章帝命班固把討論結果編成《白虎通義》作爲官方典籍公佈，影響深遠。
自西漢初年叔孫通制禮作樂以來，儒家思想漸漸開始得到重視，漢武帝時期，採納經學大師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崇儒術，經義爲漢治法，攻讀儒經成了經師們榮顯的專門行道。但漢武帝採取兼容幷蓄的態度,對當時有名的儒家學派,皆爲其在大學設一講座，謂之學官。充學官者，並不只是《詩》、《書》、《易》、《禮》、《春秋》五經。然而，自此以後，儒家學說經政府的倡導，獲得了廣泛的傳播，越傳越多，越傳越繁瑣。《漢書·儒林傳贊》稱：“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藩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鑑於當時諸經分派分支太多，對經義的解釋也各有差異的狀況，宣帝乃“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臨制決”史稱石渠閣(未央殿北藏祕書的地方)奏議，這成了封建政權第一套完整的法典。西漢末年，哀、平之際，儒家哲學內部發生經今，古文派之爭，劉歆於皇家圖書館祕室中發現的古字體《春秋左氏傳》、《毛詩》、《易禮》等在王莽時代被立爲學官。自此以後，經今、古文二派鬥爭激烈，你消我長。
東漢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佈“圖讖(chèn)”於天下，進一步把儒家經義與“讖緯”圖書等迷信東西結合起來，完成了東漢國教的形式，所謂“讖”，是當作神靈啓示人們的一種預言。“讖”與“緯”連稱，是一種長期的發展結果。“讖緯”即總集過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質的預言，而用以解釋一般性質的儒家經典，使那些預言與儒家經典相交織，使聖人的教條與神靈的啓示合二爲一。這樣，聖經變成了天書，孔子就變成了神人。到了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把西漢宣帝、東漢光武的法典和國教更加系統化，這就是所謂的“白虎觀會議”。
章帝建初四年詔引光武中元元年詔書雲：五經章句繁多，議欲省減。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倏樊奏以，先帝大業當以施行。於是，章帝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集會白虎觀，講義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製問，侍中淳于恭奏，章帝親臨現場，裁定對錯，決定取捨。這樣一連數月，問題才得以解決，這就是白虎觀奏議。欽定的奏議，賦予了光武以來儒家經典與讖緯迷信相結合的神學性與國教化性質。
作爲這次歷史性會議結果的集中體現者，是《白虎通義》，又稱《白虎通德論》、《白虎通》等。《舊唐書·經籍志》說它是漢章帝撰，《新唐書·藝文志》說它是班固撰。實則是班固作爲史臣對當時的白虎奏議加以系統整理的結果。
《白虎通義》實際就是這次會議的記錄。全書共分四卷，書中除徵引六經傳記外，雜以讖緯，將今文經學與讖緯糅合一起，體現出東漢統治思想的特點。
從《白虎通義》所引經傳來看，它是盡其雜糅混合之能事，將《易》、《詩》、《書》、《春秋》(包括各家《序傳》)、《禮》、《樂》、《論語》、《孝經》以及各種逸文，和圖書讖緯混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