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富國強兵”戰略指導下，持續增加軍事投入，明治初年將國家收入的1/4用於“強兵”。1874年日本出兵臺灣，後在清政府支付了50萬兩白銀之後，日本方纔撤兵。甚囂塵上的“徵韓論”雖然一時處於劣勢，但是日本從未放鬆過對朝鮮半島的關注與爭奪。日本在明治維新海外雄飛急進的過程中，效仿西方模式構建東亞秩序的努力一直進行着。1876年，日本迫使清政府同意承認朝鮮乃“爲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努力建構以日本爲核心的東亞新秩序，日本成爲亞洲的新的主導國家。
19世紀中葉以後，俄國通過各種條約奪取了清朝的大片領土，然而依然在覬覦朝鮮半島勢力的擴展，英國爲防止俄國獨佔東亞朝鮮半島的局面，1885年4月出兵佔領了位於朝鮮半島南端濟州海峽的巨文島。圍繞朝鮮半島引發的爭端，隨時可能擴展成一場區域性戰爭。然而此時中日之間《天津條約》的簽訂，暫緩了戰爭的爆發。
中日《天津條約》
在《天津條約》簽訂前的3月16日，日本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脫亞論》一文，對日本影響甚大、甚遠、甚深。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一文中明確闡釋“當今之謀，不可再有等待鄰國文明共同興亞之猶豫，不如脫離其伍與西洋文明共進退。對支那朝鮮之方法……按西洋人對待之法處理。”按此邏輯擺脫“惡鄰”的最好辦法就是按“西洋人對待之做法處理”，意即戰爭是實現這一方式的最佳途徑，遵循弱肉強食的西方準則對待日本東方的近鄰——中國與朝鮮。
福澤諭吉
李鴻章利用簽訂《天津條約》之際，對朝鮮採取了主動積極的措施，將朝鮮海關事務委任給美國人墨賢理(H·T·Merill)，並且任命在處理“甲申政變”一事上表現果斷的袁世凱取代陳樹棠爲新駐朝通商委員，管理朝鮮事務。此時(1886年7月)，中俄正就邊界問題舉行勘界會議，李鴻章派丁汝昌同琅威理率“定遠”“鎮遠”等6艘軍艦“自膠州回煙臺裝煤，即……赴朝鮮釜山，……由元山駛巡永興，聊作聲勢”，31日船隻駛向海參崴，迎接勘界大臣吳大澂回國，“各船即往遊歷”然“鐵艦需上塢油修，矣由崴折赴日本之長崎，酌量進塢。”8月7日，丁汝昌帶“定遠”、“鎮遠”等4船因需補充燃料及修理駛往長崎，8月9日丁汝昌所率艦船到達日本長崎，不及一週便發生“長崎事件”。
袁世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