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科爾文2001年4月16日在採訪斯里蘭卡內戰時被手榴彈炸傷不幸失去左眼，她的獨眼形象幾乎成爲新聞界一面招牌，傳奇事蹟還被搬上熒幕。
1956年出生在美國紐約長島風景如畫的牡蠣灣，她曾經是耶魯大學英語文學專業的高材生，“那時我想的無非是寫點無病呻吟的小說”。大四那年，她參加了一場研討會，討論的是著名記者約翰·赫西關於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後情況的報道，這部美國20世紀新聞業的巔峯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爾文。“赫西是我職業生涯中的第一位導師。他讓我想去報道真實的事情，也讓我相信，這些報道能夠改變世界”大學畢業後，科爾文在合衆國際社做了一名夜班記者，沒過多久就被派往法國，成爲巴黎記者站的主任。事業風生水起，但科爾文並不滿意，她覺得美國通訊社的報道“只注重事實，沒有感情”。1986年，她加入英國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並在那裏結識了一支駐外記者的精英團隊。每當看到他們從國外戰場上發回的稿件，她都熱血沸騰、躍躍欲試。於是，她申請去做戰地記者。在科爾文的筆下，炮彈不僅是一個名詞，傷亡也不僅是一個數字，它們意味着燒燬的房屋、殘缺的肢體、抱着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閃而過的驚恐。
很多時候，科爾文到了一個地方，發現自己是那裏唯一的記者。危險似乎對科爾文有種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險，她就做得越出色。不管在哪裏，科爾文都堅持和報道對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隨車臣反政府武裝採訪時，在極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曾掉進齊腰深的冰水裏，每天最多隻能喝一碗麪糊。晚上，她跟十幾個車臣士兵擠在一個6米長、2米寬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爾文被身下的硬塊硌醒了，一摸，居然是兩枚手榴彈。“這幫亡命徒在遇到突發情況時，很有可能發動自殺式襲擊，連我一起炸個稀巴爛。這種事情每天都可能發生千百次”。所幸，科爾文活着回來了!
2001年，科爾文前往斯里蘭卡報道戰事。她在政府部門不知情的情況下入境，還設法躲避檢查，溜進了反政府的泰米爾猛虎組織控制的區域，見到了當時猛虎組織高層的很多人。但就在結束採訪準備返回時，她遭到了政府軍的攻擊，子彈打進了她的肩膀、胸部和眼睛併成爲“俘虜”。最終，科爾文在美國大使館的保護下撿回一條命，但左眼失明。這次受傷令科爾文永久失去了左眼，她從此就戴上了海盜式的黑眼罩，這也成爲她的招牌形象。套用馬龍·白蘭度扮演的“獨眼傑克”(獨眼龍)的說法，朋友們戲稱她爲“獨眼吉爾”(獨眼鳳)。科爾文繫上這條黑色眼罩，又奔赴下一個戰場。死亡就這麼囂張地逼近她，她能借以抗衡的，只有信念。“民衆有權知道政府、軍隊以他們的名義在做什麼”“要相信，當你在國外的戰場上出生入死時，很多人正等着看你的報道。要相信他們在關心戰爭中的不幸，並在試圖阻止它”。
2011年年初，卡扎菲曾坐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濱餐館裏接受她的採訪。科爾文的提問直言不諱：“你看到那些遊行抗議的人羣了嗎?”“沒有人反對我”卡扎菲回答，“利比亞的每個人都愛我，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隨我”“可現在一半的國土都處在反對派的控制下” 。科爾文與卡扎菲認識20多年了，“他是一個活在自己想象王國裏的人，很缺乏安全感”，比起“中東瘋狗”“非洲雄獅”等名號，科爾文的評價更爲中肯、可信。
瑪麗·科爾文從1986年開始從事戰地記者的工作，從兩伊戰爭前線，到報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岸發生的衝突，再到前南斯拉夫戰爭，她一直生活在戰爭烽火中，經歷過2次失敗的戰地戀情。戰場爲科爾文帶來的也有甜蜜和溫暖，那就是她的兩場戰地戀情。 但是，戰地記者間的婚姻僅僅維持了兩年。“我們就像兩個不知疲倦的孩子，太專注於戰爭中的毀滅與死亡，以至於忽略了其它東西，甚至對方的存在”。
在科爾文一舉成名的1986年，她恰巧三十而立。由於難得過正常的家庭生活，科爾文和曾經的幾位愛侶常常在不同的戰場採訪報道。也許是太熱愛這份事業，科爾文寧可犧牲家庭，她經歷了多次婚姻，沒有生育。科爾文說：“我注重的是戰爭中的人性。它讓處於和平環境的人們也不覺得遙遠和陌生”。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2月19日發表的該報美籍記者瑪麗·科爾文從敘利亞霍姆斯發來的戰地報道“掛在每個人口頭的問題：‘世界爲何拋棄了我們?’”沒人能想到，這篇文章竟會成爲身經百戰的科爾文的最後遺作。《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主編約翰·威瑟羅說，科爾文“遠遠不只是一個戰地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