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最初二十年，英國國王仍是喬治三世，但因長期癲癇，由其長子攝政。1820年，喬治三世死了，攝政王即位，稱喬治四世(1820-1830)。喬治三世和喬治四世，依靠託利党進行統治。從1812年起，利物浦勳爵的託利黨內閣長期執政。這內閣有大法官艾爾頓勳爵兼上議院領袖，外交大臣卡色瑞兼下議院領袖，內政大臣席德默斯。
這些都是當時反動統治者的代表人物，是大詩人拜倫和雪萊所攻擊的主要對象。1822年，卡色瑞自殺，內閣改組，容納了一些“革新分子”，包括喬治·坎寧和後來在政治舞臺上享有盛名的羅伯特·庇爾(1788到1850)，於是託利黨內閣在施政方針上起了一些變動。“自由託利派”並不是真正的革新者，但是他們認識到，爲了鞏固土地貴族和金融巨頭的統治，必須對工業資本家和人民大衆作出一定讓步。1823年，與歐洲大陸國家協商，各自放低關稅壁壘，於是對外貿易趨向活躍。1824年，撤銷1799年和1800年禁止工人集會結社的法令。
於是工會變成合法組織，但在次年又通過補充法令禁止某種集會並授權地方治安懲處工人脅迫行動，其目的在於禁止罷工。1826年，對穀物法放寬尺度，規定國內糧價每夸特達六十六先令時准許糧食進口。外交政策也有一些變動。原先在卡色瑞當政時代，英國政府一貫干涉歐美民族運動，“自由託利派”擺脫歐洲反動集團神聖同盟的約束，毅然承認南美洲諸共和國(墨西哥、阿根廷、哥倫比亞、玻利維亞、智利、委內瑞拉、祕魯、厄瓜多爾)的獨立。在希臘和土耳其帝國鬥爭、爭取獨立的時候，它採取中立政策。
1827年7月它又同法國和俄國達成協議，承認希臘的自治。因此，坎寧等贏得被壓迫民族的“保護者”和“解放者”的美名。但是實際上，“自由託利派”只是爲了資產階級拉攏海外關係，開闢海外市場，藉以緩和國內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自由託利派”的對內、對外政策獲得英國資產階級的支持，但是它反對當時帶有根本性的議會改革。
187年，坎寧死了，內閣改組，由右翼托利黨人掌握政權，國內階級矛盾又趨尖銳。1830年，喬治四世死了，他的弟弟繼位，稱威廉四世(1830到1837)，內閣首相是惠靈頓公爵。右翼托利黨人以爲借重“鐵公爵”的威望可以鎮壓羣衆運動，但是從1825年波及全國經濟的第一次工業危機爆發以來，連續四五年，經濟蕭條，羣衆不滿情緒日益增長。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力圖利用羣衆力量爭取議會改革。1830年，銀行家阿特烏德、激進分子普萊斯等在倫敦組織伯明翰政治聯盟協會，其他許多城市也有類似組織，各自展開活動。
參加者除工業資產階級外，也有小資產階級和工人。到了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時期，議會改革運動達到高潮。多年失勢的輝格黨抓住這機會，想把工業資產階級拉過來，以擴大自己的基礎並攫取政權，於是草擬改革法案。惠靈頓被迫下臺，輝格黨人格雷勳爵(1764—1845)出任首相，羅素勳爵向下議院提出改革法案。這時工業城市舉行盛大的羣衆大會，工人階級特別激動。在布里斯多城，因有反對改革的議員前往阻撓，發生暴動城市被焚燬了一大部分，英國似乎已到了革命前夕。
1831年9月下議院通過改革法案，上議院堅決反對，後來，由於羣衆的巨大壓力，於1832年6月被迫同意改革法案，對議會選舉制度作了幾項改變:一、撤銷五十六個“衰敗選區”，減少三十個“衰敗選區”的議席，總共空出一百四十三個議席;二、把空出的議席另行分配，二十二個大城市各得二席，二十個中等城市各得一席，各郡以及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議席均有所增加;三、擴大選民範圍，在城市每年收入達十英鎊的房主和每年付房租達十英鎊的房客，在各郡每年收入達十英鎊的土地持有者和每年收入達五十英鎊的租地經營者，都有選舉權。
這樣，選民數字從四十三萬五千人增至六十七萬多人，可是這一數字也只佔全國成年男子總人數的九分之一。由於財產資格的限制，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沒有選舉權。馬克思論述這法案時寫道:“恐怕從來還沒有一個這樣強大的、看來似乎成功的人民運動得到這樣微不足道的表面的結果。”
小編認爲，這一法案的歷史意義在於統治英國的貴族、資產階級同盟的成員擴大了，除了土地貴族和金融巨頭之外工業資產階級也參加了這個同盟。馬克思指出:“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以後最先參加妥協的只有一個資產階級派別，金融貴族。1831年的改革法案使另一派，即英國人稱爲millocracy的工業資產階級巨頭也參加了妥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