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明代近三百年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大明的帝王除了朱元璋、朱棣等極少數像樣的皇帝外，剩下的幾乎都是一個比一個爛，清朝人唐甄說過一段話：“皇帝生而富貴，習慣於驕縱放肆，怎麼能成爲賢者呢?所以十幾世有兩位賢君，也就算不錯了，其餘不是暴君就是昏君，不是昏君就是性格古怪之主，不是性格古怪之主便是懦弱之主。”
很明顯，唐甄的這段話指的就是明朝的諸帝，有爲者如朱元璋、朱棣父子倆，好像也沒有躋身進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個檔次裏面去。後人想起朱元璋，除了他是貧民出身以外，就是他瘋狂的殺戮和多疑的性格。朱棣人們可以聯想到的也是鄭和下西洋和《永樂大典》以及北征蒙古。
從帝國內部來說，明朝的皇帝沒有留給後人什麼父慈子孝、兄弟情深的故事。與之相反，倒是有叔叔朱棣與侄子朱允炆刀兵相見，最後取而代之的“靖難之役”;有朱棣之子朱高煦和朱高燧的奪嫡反叛;還有景泰帝朱祁鈺與英宗朱祁鎮之間的相互猜疑，最後釀成南宮復辟。
同時，明朝的皇帝也沒有留下過君臣相得、其樂融融的動人情節，類似劉備之於孔明、唐太宗之於魏徵、雍正之於張廷玉。而更多的是像“胡藍之獄”、殺建文舊臣，更慘者如於謙、熊廷弼、袁崇煥等人的冤死;在大明最關鍵的時刻，出了一個張居正，在死後也被抄家清算。
可以這麼說，明朝的皇帝留給後人的，基本上是暴虐殺戮、驕奢淫逸、宦官干政和連綿不絕的內憂外患。那麼明朝的皇帝爲何大部分都如此不堪呢?或許我們以清朝的皇帝爲例可以更好的看出問題的實質。
清朝除了關外時期的太祖、太宗外，一共10位皇帝，除了咸豐、同治和兩位不掌權的皇帝稍弱一點外，我們發現剩下的也幾乎沒有什麼昏庸、荒嬉或是無心治國的皇帝，也沒有出現過宦官干政或是幾十年不上朝導致皇權旁落的情況。
至於晚清腐敗的不治之症和鴉片戰爭導致的列強入侵，使得這些皇帝在現存的體制下無法應付，乃是封建時代的必然，也是專制帝王沒有能力面對的。
追溯其根源，還是在於清朝皇帝的實行的並非嫡長子繼承製度，而是在衆多皇子中選賢任能。這個體制在努爾哈赤時代便有“爾等中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結果皇太極以第八子繼位，皇太極死後，經過爭鬥，福臨以第九子繼位，福臨死後，遺詔以第三子玄燁繼位。
康熙繼位後，試圖打破這種局面，他企圖以嫡長預立太子，結果以失敗告終，雍正得位後，便發明了“祕密立儲”制度，這種制度能充分避免爲爭奪皇位導致的兄弟相殘、父子喋血的歷史悲劇，更爲重要的是，也保障了繼位之君的才學品德。
嫡長子繼承製度到了明朝已經非常的不合時宜，假設朱元璋以及後世之君懂得這個道理，雖然不能避免類似“靖難之役”和“英宗北狩”，但是卻可以避免武宗荒嬉，也可避免嘉靖朝的“大禮儀”，避免神宗朝的“國本之爭”和相關的三大案。
明王朝也因此可以省去許多黑暗和混亂。甚至可以這麼說，如果朱元璋在太子朱標病逝後，直接立雄才大略的燕王朱棣繼位，也就不可能發生那麼多的內耗。
說到底，明朝的大多數皇帝還是無能，因爲有嫡長子繼承製這個有力保證，即便是弱智也可以穩穩地做上皇位，只不過在當時的體制下，儘管皇帝本人無能極大地削弱了皇權力量，但是由於制度的巨大慣性，皇權在任何時候還是有超乎想象的權威，這也是明朝能統治將近三百年的奧妙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