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俠小說到武俠電影、電視劇，我們總會看到許多將背景時代設定在明朝，在明代江湖上大顯身手的主角們，與明朝的社會風氣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明朝，並不是只有政治氣氛肅殺的東廠、錦衣衛，在士大夫與平民階層中所展現的，又是不同的風景。
明朝直到滅亡，都一直有着蒙古人、滿洲人、日本人和流寇這四大外患隱憂，可說整個明朝一直都在與這些外患打仗，也導致整個社會軍事氣氛相當濃重。明朝也極爲重視邊區(雲貴地區)開發，而開發就會與當地的居民起衝突，有衝突就有戰爭。
明朝因京杭大運河的興建，讓城市發展越發興盛、商業發達，從明代小說《桃花扇》中的描繪，可以看出在大運河的發展下，明代士人很重視城市生活，廣交居住在城市的友人、樂於花錢揮霍。這樣繁榮的江南城市，也是明政府積極處理倭寇問題的原因。和蒙古人不同，倭寇直接搭船南下，長驅直入明朝最爲繁華柔弱的地區。倭寇們擅於近身戰、游擊戰，長長的倭刀(中國古代對日本刀或仿製日本刀的稱呼)一出鞘，便是死傷無數，讓居住在江南地區的士人從日常生活中，切身體會到官府需加強邊防與個人需要習武防身的危機感。因爲倭亂的關係，也刺激各個地方人士聘請習武之人，召集鄉里平民一起學武自保。地方上的動亂，也加深了明朝尚武風氣，從皇帝官員到下層百姓，無一不習武，無一不以有一身武藝自豪。
從隋唐時期建立的科舉制度，經過漫長的時間發展，特別是形成八股文“代聖立言”的傳統，已經變成禁錮考生思想的牢籠。而且龐大的科舉壓力，讓這些讀書人希望能跳脫科舉的框架，想尋求不一樣、充滿刺激的人生，這就是明代士人的任俠心態。這些不甘於現實，又因考場落魄不得志的讀書人因此紛紛走上習武的道路，成爲除了科舉考試外另一個出口、更是他們的生命追求。
由於內憂外患戰事不斷，明代士人一方面希望透過軍事表現、戰場功績走上順遂仕途，另一方面也期望透過習武獲得的能力爲國家安危盡一份心。翻開明史，許多帶兵打仗的將領都是科舉文人出身，從戰術兵法規劃到決策指揮都是文人。不僅如此，他們也相當推崇文武雙修、知行合一的實踐家與學問家。
像是明代儒學思想家王陽明，不僅有後世人所研究的“陽明學”，在軍事上也有許多建樹，平定江西亂事、擒獲起兵叛亂的寧王，成爲明代士人的武功典範與偶像。王陽明的墓誌銘透露了他一生中各個階段時期的喜好志向：“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王陽明15歲時，跟隨父親至北京，並偷偷出長城觀察蒙古人：“憲宗成化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
王陽明在28歲中進士順利踏上仕途，但後來因宦官劉瑾專權攬政，王陽明被貶爲貴州龍場驛丞，但之後平定江西、擒拿寧王等一連串功績，讓王陽明之後的官途相當順遂，放眼整個明朝是個突出的例子，但絕不是特例。
除王陽明之外，明朝還有個想當大將軍不想當皇帝的皇帝─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雖然史書上對他的評價譭譽參半，但換個角度看不也是追求武學、嚮往武俠的表現嗎?
到明代後期，士人尚武風氣已經到了“不知兵爲恥"，甚至還會鄙視那些憑藉一身武功，攀權附貴之人，將武功的標準提升到一個道德觀感，對那些會幾個拳腳功夫，就索要或是坐擁大官之位的人相當不屑。這些在茅元儀(明代大儒茅坤之孫)《暇老齋雜記》記載：當東奴(滿洲)初起，朝廷求才之法雖不如宋仁宗十科取士之廣，而士大夫亦以不知兵爲恥……或力能挽強，技能舞劍，無不挾所長，以遊於貴人之門……驟獵美官而去……有拳勇之匹夫，而坐索大將。"社會風氣使然，造成用高標準看待習武求官之事。
由此可見，許多武俠小說作者選擇明朝並非沒有原因或道理，這樣一個社會各個階層都充滿習武爲俠的風氣，從士人留下的書信記錄都告訴後世，明朝就是這樣一個商品城市經濟繁榮卻又讓人不安，才造就俠氣縱橫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