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卿，原名遠寶、淑貞，字文華，嫁給劉公之後改名劉一，別號徵清子 。光緒十八年出生於湖北沔陽(現湖北省仙桃市)下關街龍家灣，祖籍廣東。辛亥元勳劉公(劉公 紀念館 )夫人，是第一位參加辛亥革命的女性，是中華民國史上有據可查的第一位女性官員 。卒於1951年大年三十的晚上。
在同盟會、共進會及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居正寫作的《梅川日記》中，劉一被稱爲"沔陽監學" ，其前半生的傳奇經歷與《竇娥冤》中的竇娥和《金瓶梅》中的潘金蓮，頗有幾分相似之處 。
李淑卿出生於湖北沔陽，她的父親在湖北做過小官，死於太平天國的戰亂。父親過世後隨母親謝氏靠做針線活生活。在沔陽住過較長的時間，在省城讀書的沔陽青年的幫助下得以進入武漢女子職業學校學習。沔陽人楊玉如、李作棟等經常在她家密談革命，她也參與其間，更樂於做一些聯絡工作，後來又加入了共進會，曾在《楚風報》上鼓吹過革命。
據居正《梅川日記》介紹，劉一的母親是客居湖北沔陽的廣東人。劉一從小聰明美麗且擅長交際，深受沔陽新學堂的書生學子們的喜愛。這些書生學子經常到劉一家中喝茶聊天，劉一的母親就依靠這些書生學子留下的茶水費維持生計。擅長交際的劉一，也因此芳名遠揚，以至於被相當於教育局長的沔陽勸學所長花錢破處。經常在劉一家中逗留纏綿的這位勸學所長，嚴重妨礙了喜歡到這裏喝茶聊天的書生學子的青春浪漫，他們便給劉一起了"沔陽監學"的綽號。
劉一從小被許配給以賣燒牛肉爲業的丁姓回族商販，成婚之後依然放蕩不羈。沒有豔福的丁某很快死去，丁某的家屬便控告劉一謀殺親夫。劉一在包括沔陽知縣之子在內的書生學子以及沔陽勸學所長的營救下，被免於死刑。知縣判決時以24元大洋的官價，把她當堂發配給王姓富商。王姓富商對劉一寵愛有加，致使劉一遭到正房太太的妒忌。這位正房太太在豆汁中下毒，不曾想豆汁被王姓富商喝下。劉一發現情況不妙，迅速帶着母親逃往漢口，危難之中遇到似曾相識的一名沔陽學子。這名學子把母女二人帶到武昌，召集同鄉同學共同協商安置辦法。同鄉同學們紛紛慷慨解囊，資助劉一進入諮議局議員時象晉創辦的女子職業學校滋蘭女學堂讀書。這些幫助劉一的人中就有正在祕密策劃武裝起義的共進會會員楊玉如、楊舒武。時任共進會會長的劉公，就是通過他們二人認識劉一的。
劉公原名炳標，又名湘，字仲文，1881年出生於襄陽縣東津鎮大旺洲的豪富之家，父親劉子敬是前清武舉，人稱劉百萬[1] 。四叔劉子麟官至清朝度支部郎中，也就是財政部負責管理食鹽專賣的官員。1902年，劉公東渡日本求學，肄業於東亞同文書院。1904年入東斌學堂學習軍事，與宋教仁、田桐等人發起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啓動經費300元全部由劉公捐助。1905年加入同盟會，捐助5000兩銀票用於出版《民報》。據說同盟會總理孫中山，專門寫有落款爲"晚愚侄孫文"的借據:"子敬伯父、陶氏伯母二位大人，匯銀五千兩已收到，特立此據，待革命成功後，一併奉還。"
孫武、楊玉如等人用美人計把19歲的劉一介紹給30歲的劉公，然後又由充當憲兵的彭楚藩上門脅迫，說是不交出銀子便要舉報劉公是革命黨人。據楊玉如回憶，劉公攜帶鉅款來到武漢的時間是1911年初夏。他因爲身體虛弱需要靜養，同時也爲了方便與劉一同居，便租下城北雄楚樓10號的兩進公館。後面一進爲中西合璧的二層樓房，劉公與劉一住在樓上，楊玉如夫婦住在樓下。楊玉如要劉一勸說劉公拿錢資助革命，劉公不太情願地表示:"說句不孝不悌的話，這筆錢款是在父兄面前欺騙得來的。"他將所有證件和銀票當衆點清，交給孫武接收辦理。劉公交出銀票後，被革命黨人預定爲起義成功後的第一任都督。
1911年5月(宣統三年)，劉公攜鉅款到武漢主持共進會工作，由於內助缺人，經革命黨人楊玉如、李作棟等人介紹，劉公在雄楚樓十號和李淑卿結爲夫妻。不久後就遷居到漢口俄租界寶善裏一號。
10月9號上午九時，劉公與孫武、李春萱等人在寶善裏機關點驗黨人名冊等，由於孫武配製炸藥時不小心引燃了火藥，造成了爆炸，機關部寶善裏十四號失慎了。孫武受傷，劉公當即命李春萱將孫武送往日租界同仁醫院，自己則化裝成日本人趕回法租界長清裏機關部佈置按計劃起義，並立讓李淑卿親自去寶善裏一探究竟且取回所需物品。不料李剛一進去就被俄國巡捕逮捕了。她在捕房關了一夜，處之泰然，清廷官吏問她是否與革命黨同謀，她一概推作不知，並說:"我是學生過江來訪問朋友的，爲什麼要牽連無辜?"俄國巡捕將她沒有辦法。
10月10號，李淑卿由清廷漢口軍警押解，親眼看見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辛亥三烈士被殺頭的壯烈場景。武昌起義獲得勝利後，李淑卿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被營救出監獄。後擔任了總監察處監印官，成了軍政府的第一個女性幹部，以後凡是婦女投身革命的，都由她親自考覈。
受黎元洪排擠，當武昌組織北伐軍時，劉公表示願領兵北伐。李淑卿仍跟隨在劉公身邊，擔當左翼軍總司令監印官，隨左翼軍本部抵達襄陽，擴充實力，積極準備北上。南北議和後，劉公被調入北京，任中華民國總統府高等顧問，不久討伐袁世凱的運動爆發了，劉公遷居上海，她也一同前往。1916年6月丙辰俱樂部出版《丙辰俱樂部》刊物，聯絡同志也是她管理其事。
劉公逝後李淑卿就寄居在劉家位於襄陽城內北街的老宅中，由侄輩劉發權供養。李淑卿晚年身體不是很好，患有中風病，而且閉口談論往事和政治，很少與人交流。對國民黨的領導她是不擁護的，對新生的共產黨的領導又是不那麼理解，整日吃齋唸佛，每逢初一十五，都會到襄陽城內的小廟漢聖庵燒香拜佛。
1951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李淑卿在睡夢中永遠的離開了人世。李淑卿死後，由於家人害怕新政府，便草草的在侄子劉發毅和劉家的老管家劉耀三的安排下，用幾塊木門板拼裝成了棺材，用板車拉到了位於襄陽東津大旺洲(現襄陽經濟開發區東津鎮上洲村)臨近河堤的一棵老槐樹下安葬，規格十分的簡樸，甚至連一塊墓碑也沒有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