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來說一說夫餘的崛起。從傳承上來看，夫餘是不同於肅慎(挹婁，勿吉)、東胡(烏桓、鮮卑之屬)的，而是與肅慎、東胡共存的族系。夫餘居北部偏中，肅慎居北部偏東，東胡居北部偏西。當時，在中國的東北地區與夫餘並存的民族還有高句麗(亦稱句麗，後稱高麗)、烏桓、鮮卑、挹婁(後稱勿吉)、穢、貉等。“夫餘一族，與穢貉有關。”“濊貊”一詞，最初是單獨出現的。應該分別指的是兩個不同的族羣，其中它們還各自包括很多部族。“濊”在北，貊”在南，相對來講，“貊”族由於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其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中原的先進文化，因而所受到的中原經濟文化影響比較深，社會發展程度也較高。
“濊貊”的發展衍生出夫餘、高句麗、沃沮等族，這些族雖然幾經遷徙，但仍然以中國的東北地區爲中心。夫餘建國的地方是“穢”(通“濊”)地，西團山文化是目前史學界一致認可在松花江流域的典型的穢人遺存，它的分佈範圍主要是在松花江中上游和伊通河流域，向西可以到達東遼河流域，東至張廣才嶺南端威虎嶺，北至拉林河上中游的左岸，南至輝發河、飲馬河、伊通河上游，是西周到秦漢時期分佈在中國東北吉林至長春地區的一種文化。
有學者考證，西團山文化與夫余文化在地域以及年代、出土器物等諸多方面有很強的一致性，因而推斷西團山文化“很可能就是夫余文化之源”。對此，我們認爲西團山文化應該是夫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陶壺爲例，夫余文化的陶壺以夾砂(或砂質)褐陶、素面、折沿、有頸、鼓腹、平底、腹部有兩個對稱的橋狀橫向圓耳(也有少部分無耳)爲其基本特徵，也是白金寶文化、西團山文化墓葬中隨葬器物最主要和最富特徵的器物。
此類陶壺在西團山文化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早期以喇叭形口爲基本特徵，漸次發展演變爲直口(或稱直頸)、侈口直頸或斜頸，而明顯的頸部是早期遺存中所不見的。如果把西團山文化的陶壺與夫余文化的陶壺相比較，則西團山文化晚期陶壺與夫余文化的陶壺有着更多的一致性。有頸陶壺是白金寶文化的此類陶壺的固有因素，而喇叭形口的陶壺是西團山文化此類陶壺的固有因素。“從夫餘的此類陶壺的外部輪廓上看，其頸部以上(包括頸部)更多地反映了白金寶文化的此類陶壺的特徵;而頸部以下則具備了西團山文化同類陶壺的特徵。最明顯的差異是耳部，西團山文化的陶壺爲板耳，而夫余文化的陶壺爲圓耳，這大概是受白金寶文化較爲盛行圓耳的影響。”西團山文化中的長頸、圓腹、雙橋耳陶壺與早期夫余文化的西岔溝墓葬出土的陶壺很相似。
而其他考古發現的器物也有一致的特徵。在夫餘和西團山文化中，陶鬲的變化也都是趨於簡單;陶豆發現較多都是淺盤或碗形豆盤、高柄，個別也見罐式豆盤。柄部基本形制爲圓柱狀，大體分爲近雙曲線形，近直圓柱形和略呈外弧形，其中有實心和空心之分;西團山文化的陶豆，豆盤基本是碗形，豆座基本是覆碗式的大圈足，不見明顯的豆腰。夫余文化的早期那種雙曲線豆柄很像是被抻長了的西團山文化陶豆的豆腰。這裏似可以看出夫余文化與西團山文化的淵源關係。杯、碗的形制十分相像;陶罐中的深腹和大口罐也能找到一致的特徵。青銅劍所反映出的共性更是令人信服。從以上的考古因素分析，夫余文化和西團山文化的承襲關係不容質疑以考古資料分析，在北夷“橐離”與穢人的西團山文化之間，夫余文化確立之前，尚有過渡文化的出現。這樣的過渡區間使得這裏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傾向性，即靠近白金寶文化的分佈區域，其陶器就更多地具備了白金寶一望海屯的文化特徵，如扶余的北長崗子遺址;而越是靠近西團山文化的分佈區域，其陶器則更多地具有西團山文化的特徵，如農安的田家坨子遺址挹婁，西與鮮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卑接，……”
夫余文化南部很可能受到高句麗的影響，東部則有挹婁文化的因素西部的文化受到東胡鮮卑的影響。其中“鮮卑的分佈範圍大體在東北的西部草原地帶，其東與夫餘當在今大安、乾安、雙遼一線接壤”。在吉林省西部的長嶺、梨樹、四平、遼源以及北部的扶余、德惠、榆樹等地的夫余文化都有鮮卑文化影響的痕跡，此現象也是在考古資料中給予了證實夫餘建國以後，創立了自己的文化。這裏既有“橐離”舊的文化內核。
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定遼東、遼西4郡;漢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置蒼海郡，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4郡。此後，舊燕之地一東北地區南部開始有“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貊、朝鮮、真番之利”。這是史料中關於夫餘最早的記載。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夫餘早在公元前2世紀以前就已經建國，如以西岔溝墓地的年限來推斷，其建國當在秦漢之交。而“夫餘本屬玄菟”，恰恰說明夫餘是一個隸屬於漢朝玄菟郡下的一個方國，也是一個地方民族自治政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