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公元27年—約公元97年)，字仲任，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家、戰鬥的無神論者。漢族，會稽上虞(今浙江紹興上虞)人。王充年少時就失去了父親，鄉里人都稱讚他對母親很孝順。後來到京城，進太學學習，拜班彪爲師。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爲爲立論宗旨，以“天”爲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爲核心範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着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
王充思想雖屬於道家卻與先秦的老莊思想有嚴格的區別，雖是漢代道家思想的主張者但卻與漢初王朝所標榜的“黃老之學”以及西漢末葉民間流行的道教均不同。《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哲學著作。
人物簡介
王充小時候，跟同輩的夥伴一起玩，不喜歡隨便打鬧。小夥伴們都喜歡捉鳥、捕蟬、猜錢、爬樹，只有王充不願玩這些，王誦對此感到很驚奇。王充六歲時，家裏就教他認字寫字，王充恭厚友愛孝順，很懂禮貌。
王充喜歡博覽羣書，但是不死記章句。小時候家裏窮沒有書，經常去逛洛陽集市上的書店，閱讀那裏所賣的書，看一遍就能夠背誦，於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後來回到鄉里，住在家裏教書。會稽郡徵聘他爲功曹，因爲多次和上級爭論，和上級不合而辭職。
他擅長辯論，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最後卻又得出實在的結論。他認爲庸俗的讀書人做學問，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質，於是閉門思考，謝絕一切慶賀、弔喪等禮節，窗戶、牆壁都放着刀和筆。寫作了《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其中《訂鬼》已是中學課文。訂正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對鬼的認識。
刺史董勤徵聘他爲從事，改任治中，自己辭職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即漢章帝)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徵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徵聘他，因爲得病沒有去。當時年近七十，體力和腦力都衰弱了，於是寫作了《養性書》十六篇，倡導節制慾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家中。
人物生平
家族顯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後。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爲風光，自開基始祖王賀始，王氏一門內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將軍及各級官吏，一時間，元城王氏勢齊雲霄，榮耀非凡。到了王莽時候，廢漢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頂峯，成爲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隨着王莽政權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勢力急劇膨脹時期開始顯達。 “幾世嘗從軍有功”，驍勇善戰，後被封到會稽陽亭(具體位置及轄域現已不可考，一說湖州，一說義烏)，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養、有爵位功勳，加上朝中有人廕庇，遷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爲當地一方大戶。可惜好景不長，長期以來養成的豪門習氣改變了這個家族的命運，王充祖上丟掉了爵位和封地，成爲以農桑爲業的普通人家，家族也從此走向衰落。
燕趙之地向來風行任俠鬥氣，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着這種彪悍的作風，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平日裏飛揚跋扈，仗勢凌人，鄉親們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後也不知道收斂，依舊橫行鄉里，遇到災荒之年，又幹些殺人越貨的勾當，結果仇家越來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至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官府已不再幹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爲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率全家由會稽陽亭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靠經商餬口。王充父輩有二人：長子王蒙，次子王誦，王誦即王充的父親。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鬥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到處欺負別人，大耍無賴，後來與當地一個丁姓豪強結怨。幾番爭鬥下來吃了不少虧，遂又舉家倉皇出逃，落戶上虞章鎮。
爲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本意是爲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時印證自己“疾虛妄”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結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史學家劉知幾認爲這不合綱常，斥王充爲“三千之罪人”，怎麼能自抖家醜呢?後人也多有詬病，“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意思是，別人都可以記，就是你王充不能記!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爲祖上諱，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在王家遷居上虞後不久，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成爲孤兒，家族頂樑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
孤門細族
王充一生業儒業道，仕路不亨，只作過幾任郡縣僚屬，且多坎坷沮阻，從事蹟上看，既無悲歌慷慨之行，也無驚天動地之業。因此無論是他自己寫的長篇自紀，還是范曄爲他作的正史傳記，他的事蹟都甚寥寥，實在無法引人入勝。
王充自謂出自“孤門細族”，但種種跡象表明，王家祖上還是比較風光的。《論衡·自紀篇》(下引此書，只注篇名)曰：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鹹不揆(原諒)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衆多。會世擾亂，恐爲仇家所擒，祖父汛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商賈爲事。
元城，舊縣，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充說其先“一姓孫一”，字頗費解，論者疑有脫誤，甚是。根據上下文意，後“一”字下當脫“姓王”二字。王氏意謂其先祖“一姓孫，一姓王”。同祖兩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頗疑王充祖先乃王孫氏之族，爲先秦某工族之後，後來才分爲二姓：一姓王，一姓孫。由此看來，王充的血統曾是很高貴的。
在漢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會稽陽亭。亭侯是漢代軍功爵之一。漢制，從軍立功者，依軍功大小可食邑於縣、鄉、亭。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以上則是縣。亭的大小，約相當於後世的堡或村。級別不高，但可坐食其稅，是個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長，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發事變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無爵可繼，有家難歸，王充的祖先們只好就近安置下來，男耕女織，以農桑爲業，成了會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驍勇使氣，結果結怨甚多，衆人皆怨。一遇天災歲歉，王充的祖先們又幹些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漢末年天下動盪，秩序大亂，王汛擔心亂中被仇家綁票，於是收拾細軟，“舉家擔載”，或肩挑，或車載，離開陽亭，先遷會稽(今浙江紹興)，最後留居於錢塘縣，以轉手倒賣，賈販經商爲業。由此可見，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孫，而西漢封侯，進而農桑賈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輩共有二人：王蒙、王誦。王誦即是王充的父親。王充祖輩好勇任氣之習，至王蒙、王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終於又與地方豪強丁伯家結下深仇，錢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舉家遷入上虞。
這真是一個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時，已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再加“宗祖無淑懿之德”。確實是一個“孤門細族”之家(《自紀》)。在這個家裏，迎接王充降臨的，不僅沒有任何財產、名譽地位，而且更讓他背上了一個先人無德，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後來王充成名後，還有人以此來譏諷他。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詳盡地記載了這些家庭狀況，是比較真實的。對此，劉知幾卻不以爲然，認爲：“王充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爲州閭所鄙”，“必責之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傳篇》)實在不是通達之論。
幼讀經史
王氏家族雖然不是地方大戶，但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評傳》說“他的家庭是屢受排擠而行將落入貧苦勞動羣衆隊伍中的家庭。”這個估計是合乎實際的。王家祖宗儘管在社會上大耍無賴，好勇鬥氣，但對王充還是十分痛愛的，也十分注意培養。《後漢書》本傳說：“充少孤，鄉里稱孝。”似乎他從小不是失去父愛，就是缺乏母慈。這並不符合實際。王充《自紀》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閻裏未嘗讓(譴責)。”可見雙親俱在，且很慈愛，未嘗見背。王充少時，不喜歡押呢戲辱等無聊遊戲。其他小孩喜歡掩雀捕蟬，戲錢爬樹，王充從來不去參與，表現出孤介寡和，端莊嚴整的氣質。這引起王誦的重視，六歲便教他讀書寫字，八歲進他上小學。書館中學童百餘人，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遭到先生體罰，唯有王充書法日進，又無過錯，未嘗受責。學會寫字，王充告別了書館，開始了儒家經典的專經學習和儒家道德的修練。
《自紀》說：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
可見王充接受的正規教育仍然是儒家的倫理，使用的系統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經典《論語》、《尚書》，與常人並無兩樣。鄉學既成，王充乃負笈千里，遊學於京都洛陽。在洛陽，王充入太學，訪名儒，閱百家，觀大禮，大開了眼界，大增了學問，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術風格。
負笈京師
東漢的京師在洛陽，當時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即漢光武帝)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奪得天下後，特別注重文雅，尤向儒術。史稱他“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徵招遺隱，“於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籍，雲會京師。”爲了安撫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皇帝將他們徵入太學，用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學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典籍豐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國最權威的學術活動中心。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造，王充亦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太學學習。
王充到太學的時間，大約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謝承《後漢書》載：“班固年13，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已佚，此文見於范曄《後漢書·班固傳》李賢注。班固生於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歲，班固13歲，王充到京師時，已年滿18，正當漢光武二十年。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太學受今文經學的影響，盛行章句之學。傳經注重家法師承，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稱爲“章句”。弟子們反覆記誦，味同嚼蠟;恪守師訓，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事無鉅細，皆決於圖讖，神學迷信，充斥學壇。太學教育，不僅方法僵死，而且內容虛誕。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社林、鄭衆、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古文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爲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於桓譚。桓譚(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著有《新論》一書。他治學的特點也是“訓詁舉大義，不爲章句”，與班氏父子學風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頗具求實精神，喜好古文經學，常與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尤其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絕，常常調筆譏諷，“由是多見排抵”。桓譚求實的治學精神，王充特別欣賞，他在《論衡》書中多次讚賞說：“(桓譚)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定賢》)
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人十分讚賞，但在數家之中，王充對桓譚最爲激賞，說“(董)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案書》)“彼子長(司馬遷)、子云(揚雄)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趙奇》)認爲董仲舒其文雖奇，猶可學而及之;桓譚出語高峻，非可企及。甚至與以論說爲長的太史公、揚雄相比，桓譚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說桓譚爲漢世學術界值定是非，就像一個公正的執法官一樣。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仕之前，在閻裏“分均若一”，這是能當丞相的象徵。桓譚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也是當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毀讖緯，貶死途中。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爲“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並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於《新論》者也。”(《定賢》)又說“質定世事，論難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書》)評定世間的事情，討論世間疑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受桓譚的影響，王充對神學迷信、俗說虛妄也深不以爲然，他後來撰著《論衡》一書，其主旨也是“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對作》)，與桓譚《新論》的主題如出一輒。
當時在京師的青年學者除班固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俱曾爲官蘭臺，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蘭臺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在那裏讀書作文，皆由公家供應紙墨，條件優越，待遇優厚，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術機構，因此時人稱進入蘭臺爲登蓬萊，世以爲榮。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東漢著名古文經學家。其父賈徽嘗從劉歆習《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訓;通《左傳》及五經本文。《後漢書》本傳又說他“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是一個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學教育雙美的幸運兒。他博通五經，兼明今古，對《左傳》、《國語》、《周禮》尤其專門，特別是對《左傳》的興旺發達，功勞甚大。同時他對於今文家的《大夏侯尚書》、《穀梁傳》也十分精通。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注羣經的大儒，史書說“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明帝時，拜爲郎官，與班固同在蘭臺校書。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水平中在平陵習章句，深爲章句之學的破碎支離所苦惱，因作《迪志詩》，以殷高宗賢相傅說後裔自居，說：“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遂以大義文采爲務，斐然成章。章帝時，授蘭臺今史，與班、賈同業，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爲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師習《春秋》。後隨郡上計吏至京師，見三府爲《哀牢傳》不成，楊終因來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況，作傳上之，今天《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的《哀牢傳》就是楊傳的改編本。漢明帝奇其才，徵詣蘭臺，拜校書郎。
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俱爲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臺，酬酌詩文，好不風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羣集，漢明帝下詔羣儒學士各獻《神雀賦》。百官衆僚，紛紛響應，結果只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王充記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明帝覽焉。”(《俠文》)
王充親睹其盛，好不羨慕!一再讚美說：“蘭臺之史，班固、賈逵、傅毅、楊終，名香文美。”(《別通》)到了晚年，窮居陋巷，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徵在蘭臺，“蹈班、賈之跡”，一則以還平生未遂之願，二則以“論功德之實”(《須頌》)，報主隆恩。
博覽百家
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交勝友外，還廣沙博覽，窮讀羣書。《後漢書》說王充在洛陽，“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衆流百家之言。”在熟讀經史之餘，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認爲經爲聖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認爲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經書還爲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徒受經於伏生，自後名師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正誤已難以辨別，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子”。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就不辯自明瞭。
王充認爲：“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聖人作經也有文獻依據，“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於史)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可見諸子羣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據，哪麼正可據之以定正經書。因此他說：“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家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知“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係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爲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衆流百家更顯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龍。”所涉歷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穫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祕書。故人道彌深，所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遊歷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爲“多奇觀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別通篇》)其淵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並重，博涉衆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注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爲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採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並且認爲：“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託身儒門，治聖人之經，學聖人之道，遠遠勝過不學無術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效力》)，故不及博覽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只是一種知識的象徵，只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攝以論說，此爲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爲：“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千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於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他認爲鴻儒最爲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麼鴻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與破車，錦繡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別!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漢代的谷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於“文人”;而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把他們與聖人同科，視爲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對鴻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爲一名爲世所貴的鴻儒了。他師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覽百家……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遊學歷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鬆《後漢書》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臨辟雍的盛典：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袁山鬆書已佚，這條材料見於李賢《後漢書注》。註文作《六儒論》，根據王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爲大儒之誤。辟雍，周代爲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爲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據《後漢書·儒林列傳》，東漢辟雍始建於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了。到了“(漢)明帝即位，才親行其禮。”《明帝紀》說，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麼，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復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繡着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於明堂，既而登靈臺，望雲物，吹奏迎春的樂曲，觀察物候的變化，制定《時令》書，頒給列侯、諸王，重演了一番早爲孔子所嘆惜的授時“告朔之禮”。
這年冬天，明帝又親臨辟雍，舉行尊老養賢之禮。事先推定年老博學的李躬爲“三老”，曾授(漢)明帝《尚書》的桓榮爲“五更”，這天，天子先行到達辟雍，舉行典禮，然後派人用安車蒲輪(用蒲草裹輪以免巔簸)將三老五更接來，皇帝親自到門屏之間迎接。以賓主(而非君臣)之禮迎上柞階。皇帝下詔“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龍袍，操刀親割，將肉獻(不是賜)給三老，還親自給他酌酒;五更，則由三公如此這般地侍候。接着舉行射禮，射禮完畢，明帝歸坐於講堂之上，正襟危坐，執經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不夠級別的“冠帶縉紳”，只有環繞着辟雍璧水，隔岸觀望了。這天，平時被人罵爲窮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揚眉吐氣了一回。王充看到了這出從前只在禮書上記載着、在儒生們口頭傳誦着的敬老尊儒大典，無疑是十分興奮的，於是欣然作《大儒論》以頌其事。就是事隔數百年後，范曄作《後漢書》，在寫到這一盛況時，也不無激動地說：“(漢明帝)坐明堂以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王充學成之後，也曾抱着致君堯舜的夢想，走“學而優則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場的境遇並不比他的老師們好多少，《自紀篇》自敘其爲官履歷曰：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王充一身只當過地方官，東漢地方機構，實行州、郡、縣三級制，王充歷仕三級，但都位不離“掾”。掾，是漢代各極機構中的屬官。在縣裏，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縣人事和考功。在郡裏，他曾先後在軍事長官都尉府作過掾功曹，在行政長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徵辟爲從事屬官。生平就沒逃脫過爲人下僚的命運。
王充爲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揚州、丹陽、九江、廬江等地，《自紀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闢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罷州家居。”這條自紀《北堂書鈔》卷73和《太平御覽》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難揚州丹陽。”有誤，“章和二年”應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闢，指徵闢，被徵去作官，不是避難。《後漢書》亦載：“刺史董勤闢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闢字正作徵辟講。揚州是漢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東漢爲郡上一級行政機構。丹陽、九江、廬江皆郡名，當時屬揚州部所轄。在元和三年值錢前，王充爲任何所尚不清楚。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建初元年條，根據王充《對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流民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睏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的自述，遂懷疑“充所仕者非在會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別無旁證，難成定論。
造成王充這種徘徊州縣，淹滯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後來王充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曾對仕路窮通作過全面的分析和論述。《逢遇篇》將入仕宦的達與不達歸結爲遇與不遇：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才高行潔，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進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說“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賢才常有，但仕宦的機會不常有。生逢其時，仕遇其主，雖才淺德薄也因緣得進;反之，如果生不逢時，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齊，也會落拓在野，沉淪下僚。這在缺乏健全的競爭機制時更是如此。不過王充生當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東漢王朝的上升時期，徵辟舉拔之制，還是比較正常的，似乎談不上生不逢時的問題，但並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後漢書》說他“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紀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書郡守，主張厲行節儉，以備睏乏，但“言不納用”;時俗嗜酒，充以爲酒耗五穀，又有醺酒滋事之憂，奏記郡守：主張“禁酒”，亦不被重視。讀書人的看家本領就是建言獻策，既然言不納用，可見他遇到的確實並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說：凡入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連遭外禍，累害之也。
仕宦留滯，行跡誣傷，有罪不除，聲名狼狽……這一切並不一定是他本人的過錯，很可能是外物的連累和陷害。王充將這些來自外物的毀傷歸納爲“三累三害”。何謂三累三害?充說：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鄉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煩：朋友反目，相爲毀傷，一累也;庸才忌妒，毀傷高才，二票也;交遊失和，轉相攻擊，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後遭受的陷害：竟進者爲了有限的職位互相詆譭，在長官面前捏造誇大事實，長官又不明察，信納其言，一害也;同僚愛好不同，清濁異操，“清吏增鬱郁之白，舉涓涓之言”，名聲越來越潔白，見解越來越高明，濁吏自慚形穢，懷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過失，陷害重罰，二害也;長官親倖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對不肯附從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懷不滿，在長官面前詆譭他，三害也。王充所舉的三累三害，生動而具體，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