賞牡丹
劉禹錫 〔唐代〕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譯文
庭前的芍藥妖嬈豔麗卻缺乏骨格，池中的荷花清雅潔淨卻缺少情韻。
只有牡丹纔是真正的天姿國色，到了開花的季節引得無數的人來欣賞，驚動了整個京城。
賞析
此詩乃讚頌牡丹之作，其讚頌之手法，乃用抑彼揚此的反襯之法。詩人沒有從正面描寫牡丹的姿色，而是從側面來寫牡丹。詩一開始先評賞芍藥和芙蕖。芍藥與芙蕖本是爲人所喜愛的花卉，然而詩人讚頌牡丹，乃用“芍藥妖無格”和“芙蕖淨少情”以襯托牡丹之高標格和富於情韻之美。“芍藥”，本來同樣是一種具有觀賞價值的花卉，但據說到了唐代武則天以後，“牡丹始盛而芍藥之豔衰” (王禹傅《芍藥詩序》)。以至有人將牡丹比爲“花王”，把芍藥比作“近侍”。此處，劉禹錫也懷着主觀感情，把芍藥說成雖妖嬈但格調不高。“芙蕖”，是在詩文中常以清高潔淨的面目出現的花卉，但劉禹錫大概因爲她亭亭玉立於池面之中，令人只可遠觀而不可近玩的緣故，說她純潔而寡情。這裏暗示了牡丹兼具妖、淨、格、情四種資質，可謂花中之最美者。
這首詩本來是《賞牡丹》，可落筆卻不先說牡丹，而先對芍藥和芙蕖進行評賞。首句寫芍藥，這種同樣具有觀賞價值的花兒，較之牡丹更早爲人們所喜愛。《詩經》就寫到過周朝鄭國的男女以芍藥相贈的歡樂場面，而同時期卻不見有關牡丹的記載。所以宋代韓琦在《北第同賞芍藥》中寫道：“鄭詩已取相酬贈，不見諸經載牡丹。”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社會習俗也在不斷地變化。到了唐代武則天執政以後，“牡丹始盛而芍藥之豔衰”，以至於有人將牡丹比爲君王，把芍藥比作近侍。芍藥地位的下降，劉禹錫認爲其格調不高，所以說芍藥雖妖嬈而無格。
芙蕖，即荷花，這是自屈原以來在詩文中經常以清高潔淨面目出現的花。大概由於它亭亭玉立於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遠觀而不可近玩的緣故吧，劉禹錫覺得它雖純潔卻寡情。至此前兩句已經分別對兩種可與牡丹並肩的花兒進行了評賞：芍藥的種植歷史悠久，也曾受到人們的喜愛，但卻“妖冶無格”;荷花也的確堪稱花中君子，清高潔淨，但卻冷豔寡情。至此爲後兩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愛，可謂做足了鋪墊，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場了。
“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國色”，舊指一國中最美的女子。這裏用來比喻牡丹，便將牡丹的超羣姿色表現了出來。“真”字雖是副詞，卻加強了語氣;“唯有”是一種不二的選擇，增強了評賞的分量，照應了上面兩句，包含着之所以作出如此不二的選擇，是經過了認真比較，確認了“非此莫屬”的地位的意思。在這樣的美好評價和高度概括之後，再以“花開時節動京城”作結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賞花傾城而動的習俗，又從側面襯托了牡丹花的誘人魅力：正是由於它具有令人傾慕的“國色”，才使得“花開時節”京城轟動，人們奔走相告，爭先賞玩。
這短短四句詩，寫了三種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詩人豐富的審美思想。詩人沒有忘記對芍藥與荷花美好一面的讚譽，卻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無窮。作爲花木，本來無所謂格調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詩人用擬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動地把自然美變成了藝術美，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創作背景
牡丹是中國特產的名花，春末開花，花大而美。唐代高宗、武后時始從汾晉(今山西汾河流域)移植於京城，玄宗時猶視爲珍品。此詩即寫唐人賞牡丹的盛況。關於此詩的創作時間與地點，由陶敏、陶紅雨校注的《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根據詩中用李正封“國色”之語推測此詩爲大和二年(828年)至五年(831年)作者在長安所作;瞿蛻園的《劉禹錫集箋證》認爲，此詩作於唐大和年間作者重入長安之時;高志忠的《劉禹錫詩編年校注》認爲，此詩與《渾侍中宅牡丹》作於同時;吳鋼、張天池《劉禹錫詩文選注》疑此詩爲永貞革新時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