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唐人喜歡在寫墓誌的時候貼金已不是新聞，墓誌銘中各種隱惡揚善、粉飾乾坤、無中生有的情況屢見不鮮，而唐人自己對此也有着很清醒的認識：“大凡爲文爲志，紀述淑美，莫不盛揚平昔之亊，以虞陵谷之變，俾後人睹之而瞻敬。其有不臻夫德稱者，亦必模寫前規，以圃遠大。至天下人視文而疑者過半，蓋不以實然故絕。”
通觀這些墓誌可知古人寫墓誌時往往最講究兩點：一是爲逝者諱，不揭其短;二是爲逝者捧，乃至無中生有爲其貼金。白居易的《秦中吟·立碑》一詩就對這種現象作了嘲諷：勳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立作路旁碑。銘勳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爲貴，千言直萬貲。爲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詞。我聞望江縣，麴令撫煢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歿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歸，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石碑上記載的都是些功比姜太公、德如孔仲尼之人，只有這樣纔有機會流傳後世，而那些真正有真才實幹的人卻因爲沒有立碑吹捧，只能任名聲淹沒在歲月中，最後也就只有當地人知道。白居易此詩正是諷刺了這種爲了立碑而誇耀門第、歌功頌德之風。因爲根據史書的記載，當時人爲了給逝者求得一篇好墓誌銘，往往要出很大的一筆價錢專門找人來撰寫，而撰者爲豐厚的利潤所驅使，也不管逝者的爲人品德事蹟究竟如何，只爲了應付所需，隨手就能寫出功德和姜太公孔子一樣偉大的爲賢者嗤、令後代疑的文字。
《舊唐書·李邕傳》中就有記載：“邕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制，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李邕是唐朝著名的書法家，尤其擅長歌功頌德的碑文，也正因爲有着“鬻文獲金”這樣強大的生活技能，所以李邕雖然經常被貶官，但生計並不成問題，甚至還能用這些潤筆費來應付結友交遊所需的巨大開銷。
劉禹錫也曾在祭韓愈文中說過：“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提到韓愈因爲善寫碑文，經常通過給別人寫碑文而賺取鉅額稿費一事。事實上韓愈曾爲王用撰寫了墓碑，於是得到了“馬一匹，並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作爲報酬。韓愈還在《平淮西碑》大力稱讚了韓弘的貢獻，因此得到了韓弘的“絹五百匹”，即相當於四百貫錢，而韓愈當時一個月的薪水僅二十五貫錢，一年也不過三百貫，由此可知這種潤筆費極爲可觀。至於韓愈其他的“諛墓”之作，頗受時人譏諷，他的朋友劉叉曾十分眼紅韓愈寫碑文賺的這些潤筆費，拿了他數斤金子揚長而去，還振振有詞道：“你這是諛頌死人得來的，不如送給我當生活費。”
白居易爲元稹撰寫墓誌銘後也收到了價值六七十萬錢的“臧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雖然白居易念及與元稹之間的情誼本不願接受，但推辭不得之下便將這些財物捐給了香山寺，以作修繕寺廟之用。正因爲撰寫墓誌的報酬是如此的豐厚，在這樣巨大的利益驅使下，這些墓誌銘的執筆人也就不能不爲逝者粉飾貼金，乃至顛倒黑白、無中生有了。不過這種“鬻文獲金”的行爲總是不大令人瞧得起的，《太平廣記》中便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唐宰相王璵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叩右丞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就連杜甫也曾作詩嘲諷過李邕這些以撰寫墓誌換取鉅額稿費之人：“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可見時人對這些好撰墓誌銘之人的鄙夷態度。當然，在墓誌上貼金並不是唐人才有的習慣，而是自古已有之。早在北魏時就有人明確指出這種墓誌貼金的現象了，《洛陽伽藍記》中便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皋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