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十講》有這樣一段話：
“商人與士人的關係已經不像傳統社會那樣等級分明，互相對立。一些出身於商家的官員代商立言，一些士人爲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投身商海，社會上對商業、商人和商品的態度也逐漸轉變。”
也就是說，隨着晚明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的社會地位逐漸提高，和官府的聯繫也越來越密切。
西門慶，就是這一社會轉變的典型代表。
《金瓶梅》開篇第二回就點明瞭西門慶與官員若隱若現的關係：
“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
第七回，薛嫂介紹西門慶：
“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大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結親，都是四門親家，誰人敢惹他!”
很多人總是關注西門慶的色，卻忘了他是一個商人，而且經商本領很高的事實。咱們以他過生日爲例。
《金瓶梅》共寫了三次西門慶生日，最隆重的是第五十八回，此時西門慶正處於人生得意之時，不僅身居官職，而且拜蔡太師爲乾親。
生日宴非常熱鬧，地方官員也都到場。按理說，西門慶應該全身心過生日，放鬆放鬆纔對。
但是，西門慶卻時刻記掛他的生意：
生日之始，就提到韓道國貨船到了臨清;此後又提到要找人打掃房子、尋夥計、鈔關上過稅之事;生日之中又有倪秀才推薦溫必古之事;生日結束之時，仍然向伯爵提及尋夥計、批合同之事。
這說明，雖然家產豐厚，西門慶仍時時處處顯示出其商人本色。無論在何種場合，生意始終都排在首位。
平心而論，作爲一個商人，西門慶是有能力的。他總是緊緊盯着利潤，親力親爲，而且能拿捏對手心理。
如，在李瓶兒勸西門慶去給川廣客人批合同時，他不緊不慢地說：
“你不知賊蠻奴才行市，連貨物沒處發脫，纔來上門脫與人，遲半年三個月找銀子;若快時，他就張致了。滿清河縣，除了我家鋪子大，發貨多，隨問多少時，不怕他不來尋我。”
雖然言語中盡是狂傲，但對貨物行情和商人心理的拿捏可謂非常準確。
他爲什麼這麼看重生意?因爲這是他的命根子啊，沒了生意，哪個官員點他?在舊社會，沒了官員庇護，如何經營商業帝國呢?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評語》寫道：
“西門慶只以生意爲本，不盡改換門閭，大是高處，恐今人有不及者矣。”
西門慶雖然是個提刑官，也有俸祿，也會貪贓枉法，但大部分財產還是來自於生意。
西門慶深諳金錢和權力之間的微妙關係：
“權有時而旁移，利無施則不可，沸沸攘攘，又孰非趨利之人哉?蒙其利者，自無不助其勢，即慕其利者，亦無不畏其勢。利即勢之根源，勢即利之效驗。”
事實證明，在晚明人們追逐金錢和利益的特殊環境下，西門慶看得很準，謀取的利益在不斷擴大。
對於官員的升遷，宋御史也會詢問西門慶，而荊都監、胡府尹、李知縣也會相繼求西門慶說情保薦，這些殊榮背後都是雄厚的經濟實力。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評語》道出了他們之間可笑的關係：
“黜陟賢否，朝廷巨典，乃諮及市井之人。甚矣，錢神可畏，而官箴可笑也。”
西門慶深知金錢的重要性，因此時刻關注他的生意：絨線鋪、生藥鋪、綢絨鋪、典當鋪、放貸款，甚至長途販運——幾乎涉及到明代商品經濟的所有領域。
應該說，西門慶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他所涉及的領域是晚明時期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而他對金錢的追求也遠遠大於對權力的攫取。
另外，對於所有賬目他都清清楚楚，甚至在臨終之時依然一絲不亂，交代死後的生意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