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慶是爲了慾望而存在的。
他每天的時間不是在賺錢，就是在花錢：飲宴和獵豔。
惡是不加限制的慾望膨脹，而不斷滿足人們合理的慾望是社會進步的最初動力。
西門慶的慾望當然是不加限制、貪得無厭的，但他追求財富、追求享樂的要求，不正是李蟄所說得“好貨”，“好色”嗎?
如何獲得更多的財富，是推動生產方式由低效率向高效率演變的動力，如何生活得更加舒適，則是社會發展的原則之一。
慾望本身並沒有錯，錯的是當時的社會體系無法限制這個有錢的商人的爲所欲爲。
實際上，西門慶等人表現出的人慾橫流是在商品經濟這個催化劑的刺激下人性原始衝動的一種自我釋放，其中既含有動物性的稱雄佔有慾及其宣泄，亦含有所謂的“個性覺醒”的因素。
個性覺醒雖有歷史進步性，但其本身並沒有道德意義上的善惡，關鍵是看它和什麼思想結合，假若和人文主義思想相結合，則是善;假若和縱慾思想相結合，則是惡。
儘管在動搖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方面，二者可以殊途同歸，但一是主觀上的鬥爭，一是客觀上利慾的驅使。
《金瓶梅》所表現的人慾種種雖屬後者，但在特定時期內卻是推動歷史發展前進的槓桿之一。
推動歷史的原始動力，就是這樣泥沙俱下，進步與野蠻並存的。
西門慶身上有很多標籤，大部分人只盯着他好色的一面，往往忽略了商業的一面。
其實，西門慶是典型的商業資本家，而又有着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特色。
西門慶是五品提刑官，官員的特殊身份的確給他的經商帶來了很多便利，但是，西門慶的政治生活從根本上說是一出封建時代的滑稽劇。
雖然他的累次送禮是蔡京賜官的根本原因，但這並非西門慶的初衷，加官在西門慶來說是純粹的意外之喜，他本人認爲是官哥兒給他帶來的好運。
其實，那是怪誕的社會和人生的偶然把他推上了提刑官的位置，皇帝把空白的官符賜給大臣，大臣又把國家大事當成兒戲，於是西門慶當官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這是荒誕社會的正常。
他對上任沒有一點準備，沒有經過培訓，沒有任何的限制，他甚至到後來還不明白翟謙叮囑的“大凡事要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的政擡祕訣，但他就是隨便地掌握了對老百姓而言是生殺予奪的權利。
上任之後，他更多地是虛榮的張揚，在政治上毫無野心，提刑所副千戶對他來說已經滿足，雖然他後來又升一級，那似乎也不是他的初衷，他遠沒有專業官員那樣對升官有狂烈的熱情。
即使當了提刑官，他也並不把傣祿當成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他靠的依然是商業利潤，不放過任何機會發財：
當孩子、愛妾死去時，他沒有耽誤買賣;甚至即將去世時，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買賣和財產，無一字言及官職的事。
西門慶所受的賄賂數量與他給上級官員的賄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單純從仕途的視角來考察，他做的是賠本的買賣。
如果沒有鉅額的商業利潤來維持的話，他早就破產了。
西門慶在權錢交易上一擲千金，他是想飛黃騰達嗎?不，他與蔡蘊之流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是兩條道上跑的車，一個是金錢——權勢——更多的金錢，一個是權勢——金錢——更大的權勢。
因此，西門慶作爲一個官吏，不比一般貪官壞，他和蔡京之流的權錢交易倒是賠本的買賣;但作爲一個商人，他卻比一般商人狠和門路多，別人不敢放的高利貸他敢放，別人無法偷漏的稅款他能漏，別人不敢做的生意他敢做，別人批不下來的官府控制的貨物他立馬可取。
爲何?根本原因是他背後有實權有後臺有當朝宰相，而不僅是他做着五品提刑官。
一句話，西門慶做着生意就可以做官，如果不做生意，就連官也當不成。所以說西門慶本質上是商人。
但作爲商人，他幾乎從沒有參與具體的買賣行爲，長途販運，討價還價，這樣的事都由他的僱員去做。
他只是決定他的資金運作的方向，或者投資於絨線鋪，或者投資於販鹽，要麼是放債，要麼去行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個早期的商業資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