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戰火燃向敵後，取彼糧款以爲北伐之資，無時不成爲諸葛亮六出祁山的如意算盤。
千百年來，關於諸葛亮六出祁山的爭議連綿不絕。其中兩個較爲經典的觀點，一是說“窮兵黷武”的此舉加重了本來就很嚴重的“益州疲弊”的形勢，使得在三國之中國力最弱的蜀國更顯孱弱;二是說以蜀國的地形和資源條件而論，如果內修政理而外御強敵並滿足於偏安一隅，其不至於成爲第一個被滅掉的國家。而諸葛氏出於政治目的的北伐，因爲在先前已經喪失了“隆中對”中確定的兩大方面之一的荊州重鎮，已經呈現爲孤掌難鳴、獨木難支的局面而必將徒勞無功。
從純粹技術性的角度，這樣的指斥都不無道理。在魏、蜀、吳三國中，蜀國以其最小的版圖，確實居於最爲弱勢的一方。相對於魏國的人口440萬、軍隊60萬而言，只有戶28萬、人口94萬、軍隊約10萬的蜀國真可謂蕞爾小邦了。相比於國亡時尚存米穀280萬石的吳國而言，雖有蜀錦和漆器之利，而在農桑方面並無雄厚基礎，以致在後期出現“經其野民皆菜色”的蜀國實在滿足不了長期戰爭的需要。以城市而論，富有“五都”(即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的魏國僅一個鄴即“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比之於只擁有一個像樣的城市(即號稱“貨殖私庭，藏鏹鉅萬”的成都)，不知要富裕了多少。在這樣的形勢下強行北伐，確實有點以卵擊石的感覺。如果安於守成，憑着諸葛亮在內政方面的天賦和已經在農桑方面“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取得的短期成效，達到“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積蓄饒”的目標並不是夢想。
儘管從實際結果上來看，諸葛氏精心籌劃的北伐曹魏和當年劉備負氣而行的東征孫吳都一樣是損兵折將、耗財弱國，其在決策上的眼光卻是不同的。諸葛亮的六出祁山這樣的外線作戰，也絕不是隻出於政治的考慮而“知其不可而爲之”的作秀，而是有着明確的戰略謀劃和經濟考慮。從戰略上講，把戰火燒向對方佔領區這樣的以攻爲守之策，即如中國革命史上劉鄧大軍直出大別山一般，是一種積極的行動;從經濟上而言，“取給”於敵域並相機化敵之根據爲我之根據，也是在資源上處在弱勢的一方的權變精明之策。二者結合在一起所體現的，乃是一種努力擴張自身稅收實力次第擴張軍力和國力的指導思想。
在以租調製爲主要稅制形態的三國時代，人口和農桑是稅收的主要源頭。在這方面，居於整個中華版圖經濟中心地位的魏國，無疑具有更強的實力。據《三國志》說：“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正因爲如此，對於曹操在北方所推行的“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蜀、吳爭相效仿。蜀漢雖小，其志向卻是遠大的。當劉備、諸葛亮們從張魯的手中取得了當年漢高祖的龍興之地漢中，其下一步兵鋒指向盛產軍馬的隴右和富饒的關中地區並進而圖謀更大的疆域，便是以“隆中對”、《出師表》爲基礎的國策題中應有之義了。由此，外向型的稅收之路，實際上與諸葛亮的“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不得不爲的“六出祁山”，與其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姿態，更是經濟和稅收考量上的必然。
從北伐的進程上看，諸葛亮的稅收考慮也是周詳而具體的。在已經納入常規的屯田計劃——比如在南征時令兵士種蔓青于山中“以濟軍食”，以及招募5000人到漢中進行屯田並派呂義“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之外，諸葛亮也積極地謀求取資於敵的途徑。
《方輿紀要》中說“武侯出祁山，祁山萬戶，出租五百石供軍”，就是一個例證。爲了打破司馬懿的拒戰耗敵之計，諸葛亮甚至在渭水分兵屯田，擺出藉助敵區物力資源打長期戰爭的姿態。便是在今天的五丈原附近，還有着大片平整肥沃的“諸葛田”，就是當年蜀軍留下的屯田成果。只是可惜，已經在北伐中站穩腳跟的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這一具有政治和經濟雙重指向的戰略思想終至無以爲繼。倘若孔明不死，北伐所得又豈止天水、南安、安定等郡?
聰明蓋世如諸葛亮者之所以立下北出祁山的決策，必有其不同於常人的考慮。從當時的形勢來看，這樣的考慮既是必須又是無奈。在擁有超常的文武人才——僅僅從勝率上來看，曹的“五子良將”顯然不是劉備的“五虎上將”的對手——的情況下，不能將人才優勢轉化爲領土優勢是可惜的。而在荊州已爲盟友孫權佔領的場景下，北出祁山幾乎成爲諸葛亮“北定中原”唯一的“出氣孔”。後人只以成敗論英雄，並提出“偏安”的消極策略以質疑孔明的六出祁山，實在是偏離當時情勢和當事人內心的紙上談兵。無論成敗，堅決北伐都是諸葛亮的必由之路。其稅收功利使然，其政治、軍事、經濟戰略亦使然。
就這樣，在三國的稅收版圖上，諸葛亮用他的六出祁山，演繹了一場弱者向強者索取稅款徵收權的悲情大劇。“盡人事而聽天命”，這是諸葛亮的宿命，是他非如此便無以報答劉關張三顧之恩並坦言對蜀漢政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宿命。“偏安”和坐享天平都不是諸葛亮字典中的詞彙，“以戰養戰”且將戰火燃向距離成都更遠的地方，並尋機佔領可以帶來更多稅收利益的敵方重鎮，才更符合他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