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說漢初的功臣，我們常常會想到才華出衆的陸賈，但事實上，他在當時只是一位管議論的太中大夫，毫無封侯的可能。這說明什麼?只能說明漢初因功封侯的“功”，更偏重奮勇殺敵的軍功!儘管陸賈功勞卓著，但誰讓他的“功”不是軍功呢?所以自然是上不了檯面、封不了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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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說法究竟有沒有道理呢?我們不妨來作個比較：
《史記·曹相國世家》記載的曹參軍功：
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
《史記·灌嬰傳》記載的灌嬰軍功：
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史記·樊噲傳》記載的樊噲軍功：
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曹參、灌嬰、樊噲的受封是實至名歸，別人不敢議論什麼，畢竟他們軍功顯赫。從劉邦起兵開始，諸將的軍功都被一一記載下來，因功分封的時候也就少了不少麻煩。不過即便如此，諸將爭功的興頭一起，也難免“歲餘不決”了。由此也說明，司馬遷根據如此翔實的文獻所寫就的《史記》，其真實性是有保證的。
作爲文職人員的隨何、陸賈，按我們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都是大功之臣，但在漢初，憑口舌所立的功勞不足掛齒。當衆人都認可這樣一種制度時，隨何、陸賈本人也就不覺得自己委屈了。
那麼，這樣的分封制度是否是一種慣例呢?我們可以回顧一下蕭何、張良等人封侯時的狀況。蕭何封侯時，劉邦認爲他功居首位，因而封他爲酇(cuó)侯，封地也最多。功臣們一看，羣起反對。這樣的集體抗議對劉邦來說還是第一次碰到。大臣們說，我們身被鎧甲，手執兵器，久經沙場，多者身經百餘次戰鬥，少者也有好幾十次，“攻城略地”，各有多寡，蕭何他沒有任何“汗馬之勞”，沒有打過一次仗，僅靠舞文弄墨，發表意見，如今論功反在我們這些浴血奮戰的將領們之上，這是爲什麼(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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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瞭解，蕭何的功勞絕對不在這些將領們之下，單就後勤保障這一條來說，已經是不可磨滅的功績了。若是一兩個功臣鬧彆扭提意見，倒還可以敷衍一下，但這次畢竟是集體抗議(功臣皆曰)，不能不重視!
這集體提意見說明什麼?說明大家對“功勞”的標準有着一致看法，那就是：一切以軍功爲衡量標準!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衆人的反對也不是沒有道理。
劉邦面對功臣們的集體抗議，發表了一段有名的精彩演講，並創造了中國詞彙史上兩個僅用了一次的詞：“功人”與“功狗”。劉邦說，你們見過打獵的嗎?衆臣回答，見過。劉邦又問，你們見過獵狗嗎?大家說，知道。劉邦說，打獵的時候追殺獵物的是什麼?獵狗。發出指令要獵狗追殺獵物的是誰?獵人。你們攻城略地，奮勇殺敵，是有功之狗;蕭何，則是發指令的獵人，是有功之人。更何況，你們追隨我，多則兩三人，少則一個人，蕭何可是全族數十人都跟着我，這個功，怎麼能忘!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羣臣自然都不敢再多嘴(羣臣皆莫敢言)。
“三傑”之一的蕭何封侯時遇到的麻煩，位居“三傑”首位的張良同樣也遭遇了一番。《史記·留侯世家》裏寫道：“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良未嘗有戰鬥功。”這個“戰鬥功”就是軍功!劉邦心裏明白，按照軍功封侯的標準，張良怎麼也扯不上干係，索性親自站出來爲張良說話：“運籌策帷幄，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就連蕭何、張良受封都能引出這麼大的亂子，可見漢初軍功封侯的標準着實根深蒂固。所以，陸賈因未立軍功而痛失封侯機會，也是正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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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的軍功封侯順應了功臣們的訴求，切實地鞏固了西漢政權，同時也帶來了兩大後果：
一是形成了西漢初年的軍功階層。
西初的軍功階層，特別是因功封侯的功臣，成爲西漢政權的基石，是劉邦後來平定諸侯王叛亂的主要力量。
二是軍功封侯存在着相當大的侷限。
像陸賈這樣爲西漢政權提供統治思想的重要文臣，因爲沒有軍功而得不到分封，這不能不說是制度上的一大缺憾。
軍功封侯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是一種權宜之策，隨着大規模戰爭的結束，想要再立軍功對每一位朝臣來說都是難上加難。因此，西漢的封侯制度勢必將隨着時代的變遷而發生變化。
軍功封侯既然是以軍功大小來判定，這就必然會致使沒有軍功但對西漢政權的建立有過重大貢獻的人，與軍功卓著的功臣產生利益衝突，並在某些時刻還會表現得異常尖銳。面對兩方的不同意見，劉邦下一步究竟會怎麼處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