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宋代漢民族精神衰弱的原因，當時早就有高人看出端倪。宋朝有個著名政論家叫葉適，他指出漢民族“失血”的病因就一條：君權過於集中。他在著述《始論》中說：“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爲之也。”“上獨專操制之勞，而其下獲富貴之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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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適認爲，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利於治內卻失之於御外。全國在朝廷的嚴密控制下，莫談武事。全國軍隊只聽命於君主，國民又手無寸鐵，只得“坐視胡虜長驅深入”。
葉適進而指出，要改變這種局面，中央必須實施分權，給與地方自治權。如是才能各自對國家負起責任，“民此民也，事此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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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作爲當局者，葉適沒有迷，他的話基本切中要害。任何一個民族，如果想要打造強國，應該“內柔外剛”——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但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往往反其道而爲之，結果外患頻仍，國恥不絕。同樣一個漢民族，之所以唐強宋弱，就是因爲唐朝“二元制”對內寬鬆，對外強硬。而兩宋卻是“內緊外鬆”。全國上下談武色變，焉有不衰之理?
葉適雖向趙宋天子提出了策議，但最後還是無濟於事。因爲趙宋天子打的是小算盤，堅持“防內不防外”，以金錢土地換和平，求得政權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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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苟安的政權，是不會久安的。宋以放棄北方爲代價，苟延殘喘了152年，耗死了女真金國，但是更強勁的外敵——蒙古帝國崛起了。這個外敵之強悍與貪婪前所未有，他們不僅要中原，而且執意南下拿下整個中國，在蒙古帝國的鐵騎下，苟安而保守的南宋終被吞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