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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告訴你如何講誠信 騙死周瑜不算道德缺失

來源:飛飛歷史網    閱讀: 2.88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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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個“誠”字。他從“誠”字出發,對君上的忠是誠,真心真意地盡忠,這是忠誠。對明友、同僚與部屬和諧共事,守信用,這也是誠,誠信。

無論是史書中真實的諸葛亮還是小說《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其道德操守都是公認的,誠信是道德操守的重要方面,如果把“仁、義、禮、智、信”五個傳統德目作爲道德組成的五個部分,誠信佔了百分之二十,若諸葛亮誠信缺失,他還能說有道德操守嗎?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大大小小用謀五十多個,也就是隱瞞真相、虛構事實地欺騙了對象五十多次。五十多次不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對方,而使對方做出錯誤的判斷從而導致害己惡果,這是多麼害他利己的不誠實!但讓說諸葛亮誠信缺失者大跌眼鏡的是,恰恰是這五十多次的不誠實讓他成就了另一種道德操守——智。

有本叫《諸葛亮必敗》的書,開篇就說諸葛亮誠信缺失,不講信用,證據就是三氣周瑜最終要了周瑜的小命。氣死周瑜,諸葛亮真的要揹負不講誠信的道義責任嗎?若不懂謀略,會作肯定的回答;若懂,會作否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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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騙反成了道德的東西,這豈不荒唐!實際上只要弄清楚欺騙該用不該用,就明白荒唐與否。就像說道德也是惡很多人不理解一樣,其實道德對人的自由是有限制的,限制人的自由就是惡,但這是必要的惡,如果沒有這種必要的惡之道德,我們的社會就會成爲無序的亂糟糟的社會。欺騙是惡,是大家都反對的惡,一般情況下沒有異議。但在特殊情況下,欺騙卻是必要的,必要到沒有它不能打敗敵人,沒有它不能救助同志,沒有它不能保存自己。如此之重要,欺騙怎能不算道德?!

當然,無論欺騙多麼重要和必要,其作用範圍只能在“術”裏,不能在“道”中。在“道”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還是誠信。“誠實守信是人類最古老的道德準則,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我國的傳統道德中被視爲‘立人之道’、‘立政之本’。” (源自《中國人的美德——仁義禮智信》)諸葛亮在“立人”、“立政”的“道”上,講誠信毫不含糊。典型一例便是會兵交換。諸葛亮曾規定大兵一百日一換,正當換班之際,老兵要走,新兵卻未到,而雍、涼兵則有二十萬殺來。蜀兵無不驚駭。“楊儀入告孔明曰:‘魏兵來得甚急,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待新來兵到,然後換之。’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將,以信爲本;既有令在先,豈可失信?且蜀兵應去者,皆準備歸計,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難,決不留他。’即傳令教應去之兵,當日便行。衆軍聞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於衆,我等願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殺魏兵,以報丞相!’”諸葛亮“以信爲本”收到奇效,留下的軍士“人人奮勇,將銳兵驍,……殺得那雍、涼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

試想,假如軍士換班之際,諸葛亮不講誠信而搞欺騙,衆兵會拼死一戰嗎?

諸葛亮告訴你如何講誠信 騙死周瑜不算道德缺失 第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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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因爲能誠,所以能公。公是沒有私心,能夠以誠心待人,忘記了小我,一切爲對方着想,因此所有的表現,都昭昭然是一個公字。陳壽稱讚他:“開誠心。布,公道”,可謂十分正確。

諸葛亮做到了賞罰公平。因爲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於是,被賞的不敢驕傲,被罰的也毫無怨恨。有時候,使得因小過而被罰的入,知道了警惕而免於再犯更大的過;這在事實上是教訓了他。古語說:“刑賞,忠厚之至。”便是這個意思。有些君王或長官,對臣民與部下完全放任,不賞不罰,造成了一種不痛不癢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這纔是不負責任,也是對臣民與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評請葛亮治國太嚴,太喜歡用重典。“嚴”是事實。他爲了挽救劉焉、劉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嚴。“喜歡用重典”,卻不是事實。凡是要罰二十下棍子以上,諸葛亮都要自己復判了以後,才許執行,我們怎麼可以說他喜歡打人或殺人呢?

我說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麼?是:他對得起劉備,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他的家人與朋友僚屬,也對得起他自己,無愧於生平的抱負。

他對得起劉備,人人皆知。他對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證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達之時,各地的老百姓自動爲他戴孝,戴了很久,直到今天,川北很多地方的人頭纏白布。他們並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訴我,他們的祖先爲諸葛亮戴孝戴久了,纏白布纏成習慣,不纏就會頭部受涼,因此而永遠纏下去,子孫相沿,直到今天。

當時,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給諸葛亮建築一個廟。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認爲這不合於“禮秩”,不許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紛紛在路旁設祭,一面再度向後主直接要求,至少爲諸葛亮立一個廟,立在成都。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許。

諸葛亮告訴你如何講誠信 騙死周瑜不算道德缺失 第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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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兵校尉習隆,與中書郎向充,實在看不過去,就鼓起勇氣,向後主上了一個表,說:漢朝自從開始以來,功臣立廟的頗有前例。諸葛亮“德範遐邇,勖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不應該讓他“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習隆與向充,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不在成都立廟,而在沔陽(漢中的沔水之陽)諸葛亮墳墓的附近立一個廟。這一個辦法,總算被後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這些官僚與後主本人,在當時做夢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廟存在於成都的,不是劉備,不是後主,更不是那一羣姓名早就被人忘記的官僚,而是我們所佩服的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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