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於武則天。顯然，在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此事絕難以被以男性爲主的文臣武將們接受。歷史學家們把武則天描繪成一個十足的野心家，整個唐高宗時代基本被武則天的陰謀所籠罩。爲了說明武則天的強勢，就必須把李治描寫成一個很懦弱的皇帝。
那麼，高宗爲什麼把政事委託給武則天?應該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於他的身體狀況不佳，晚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患有類似今天的高血壓、青光眼之類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處理國政;二是因爲武則天自身素質高，而且與高宗在許多政事處理上觀點相同，從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再說，唐朝世風開放，女性參政的阻礙相對較弱，所以高宗委政於她並不稀奇。也就是說，武則天參與朝政應該是出於高宗的意願，並非如歷史上評價的 “專作威福”。
另據司馬光《資治通鑑》的記載，自從麟德元年(664年)，高宗處置了宰相上官儀以後，每逢上朝，武則天都垂簾於後。無論政事大小，高宗都會與她商議，中外謂之“二聖”。從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而此時距高宗撒手人寰還有約十年，可見，這種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維清晰之時確立的。
高宗雖然委託政事於武則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一直親自處理國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臨死前的幾個月，仍然關注朝廷宰相的任職狀況，並罷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義琰。
與此同時，他還常常命令皇太子監國，代他處理國政，而不是完全依賴武則天一個人。所以，在高宗活着的時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況。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斷定，說唐高宗是個窩囊廢是政治的需要，是後世史官的曲意刻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