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辯論賽!劉邦當皇帝是否具有“正當性”?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瞭解歷史的朋友肯定會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關節點，其中秦漢時期就是一大變局。這一大變局體現在哪?
首先，郡縣制取代了封建制。
其次，官僚製取代了貴族制。
尤其是漢代，劉邦和他的臣子均出身于山澤草莽，憑藉自己的努力推翻了秦朝，建立了漢政權。由於這幫人都是庶民出身，所以歷史上將這一現象稱爲“布衣卿相之局”。
對於劉邦的評價，可謂是譭譽參半。說他能屈能伸，有帝王之才者有之;說他是流氓無賴，無恥小人者亦有之。至於其中的是是非非，我們姑且不論。但劉邦的確出生於一個平民家庭，此前根本沒有一個草民當過皇帝。所以劉邦當皇帝，這是大姑娘上花轎——頭一回，真的是“破天荒”之舉。
那麼，劉邦當皇帝究竟有沒有正當性呢?關於這個問題，還真有人討論過。
上圖_ 漢太祖高皇帝劉邦(前256年—前195年)
這次討論就發生於漢景帝時期。其中的兩個關鍵人物，黃生和轅固生。
轅固生，我們都非常熟悉。他是齊郡西安縣人，也就是如今的山東淄博桓臺人。生卒年雖然不詳，但主要活動於文帝、景帝時期。尤其是在景帝時期，擔任過《詩經》博士。至於黃生嘛，由於記載不是很多，我們不是很清楚。但在和轅固生的辯論中亦可看出他的個性、特點。
黃生和轅固生的這次爭論發生於漢景帝時期，他們兩個人在朝堂上討論“湯武革命”的故事。看過《漢武大帝》電視劇的朋友，一定對這一幕不會陌生，可以說是一場非常精彩的辯論。其中黃生是反方辯手，轅固生是正方辯手。最後看似是轅固生贏了，實則他們兩個人都沒有贏。
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上圖_ 《史記》，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史書
根據《史記》記載，黃生認爲湯武並非是受命，而是篡弒，他說：“湯、武非受命，乃殺也。”
對此轅固生反駁道：“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即是說湯放桀、武王伐紂順乎天、應乎人，是地地道道的“革命”，不是篡弒。
但是這個黃生卻非常固執，反對這一點。他說：“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君主再怎麼昏庸也是君主，臣子再怎麼賢能也是臣子，不能推翻君主，就像帽子再破也不能穿在腳上，鞋子再新也不能戴在頭上一樣。
這時候轅固生也顯得不太厚道，將了他一軍，說道：“必若雲，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轅固生反問道，那麼漢高祖取代秦朝也是不應該的了?也是篡弒嗎?這是非常要命的一個問題。
上圖_ 劉啓(公元前188年—前141年)，即漢景帝
這時，漢景帝一看事情不妙，連忙打圓場說道：“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自此以後，湯武革命成爲了政治禁忌，再沒有學者敢於討論這一事情。這個問題雖然被漢景帝給掩蓋過去了，但問題遠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王朝的合法性及皇權的穩固始終是一個問題。爲何如此說呢?我們不妨仔細分析一下二人的觀點。
按照轅固生的觀點，臣下可以推翻君主，那麼漢高祖推翻秦二世就是順應天命，是正當的“革命”行爲，具有政權的合法性。但與此同時也存在一個問題，即不利於政權的穩定性，因爲臣子是可以推翻君主的，君臣之間的關係不是絕對的，臣子可以當皇帝，皇帝也有可能成爲臣子甚至是階下囚。
上圖_ 轅固，又名轅固生，西漢齊郡西安縣(今淄博市桓臺縣)人
而按照黃生的觀點，臣子永遠不能推翻君主，即便這個皇帝再昏庸，也應該恪守臣子的本分，而不是去推翻他。他認爲君臣之間的關係是絕對的，就好比帽子和鞋子一樣，各有各的位置，是萬萬不能互換的。黃生的這一看法雖然有利於政權的穩定性，但無法解決政權來源的合法性問題。
我們知道劉邦雖然做了皇帝，但他稱帝之前是秦朝的臣子。按照黃生的邏輯，就是說秦二世是帽子，劉邦是鞋子。儘管秦二世非常昏庸，但劉邦是萬萬不能推翻秦朝的，如此一來豈不是說漢代的政權就不具有合法性。黃生這一觀點有像漢景帝表忠心的樣子，但他沒有考慮到這其實是一個皇權自身的二難命題，僅靠他是無法解決的。
作爲漢景帝，既是當政者，又是漢政權的繼承人。因此在他的身上始終肩負着雙重使命：
一方面希望政權的穩定長久;
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夠鞏固政權的合法性。
但這是不可兼得的，所以當轅固生和黃生拋出這個問題時，使他感到非常頭痛，只能制止轅固生和黃生的討論。那麼，誰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呢?
上圖_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
這個問題還要等到董仲舒才能解決。那麼，董仲舒又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我們知道，董仲舒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天人感應”。什麼是天人感應呢?他認爲“人副天數”，即人是天的副本，人和天是相通的。如果政治不清明，天就會降“災異”、“天譴”警告;如果政治清明，就會出現祥瑞。董仲舒的這種理論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非常荒唐的，但其實是非常高明的。我們在評價一個思想家的時候，不應該只看他說了什麼，而是應該看他這麼說的目的是什麼。
那麼董仲舒的目的是什麼呢?當然是爲了規範皇權，限制權力。
我們今天講“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但是在皇權獨尊，法治不昌明的時代。怎麼才能規範君權、限制君權呢?董仲舒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那就是“天人感應”。這看似神化了君權，認爲君權天授，但也在無形之中爲君權安上了一個“緊箍咒”。
上圖_ 西漢官制簡表
董仲舒明確提出“屈民以申君”，但也提出“屈君以申天”。
他一方面站在儒家“民本”的角度上，承認無道之君可以易位;
另一方面又強調“天人感應”，只要君主的行爲合乎“天道”就可以永保太平。
也就是說政權的合法性以及皇權能否穩固不取決於別的，只要符合天意即可。而天意是什麼呢?說白了就是民心，就是儒者對於政治的批判與解釋。因爲這套規範君權的理論就是儒者發明出來的，事實上其中暗含了儒者希望限制君權、規範君權的企圖。
秦漢以後的儒者雖然沒有先秦儒家的那種對君權的猛烈批判，但這是時代使然。以前是一個諸侯割據的時代，可以周遊天下。而秦漢大一統，儒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對，對於君權的批判自然就弱了很多。但並不是說就完全喪失了，只是通過一種溫和的方式體現出來，董仲舒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不像公孫弘一樣曲學阿世，一生仕途不太順暢，甚至因爲提倡“災異”有過殺身之禍。
上圖_ 董仲舒 西安石刻像
董仲舒的這種做法可謂是高明，他是將君臣關係從具體的人、事上抽出，作爲一種普遍的法則，從歷史語境下抽離出來。在更高層面上維護了儒家的道義的同時，既爲政權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據，也爲政權的穩固性找到了保障。這個依據和保障就是“天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