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德棻(583年—666年)，字季馨，宜州華原縣人，唐朝史學家、藏書家。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令狐德棻先居敦煌，世爲河西右族，以博涉文史知名。大業末年，擔任藥城縣長，遷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元年(618年)，擔任起居舍人。武德五年(622年)，遷祕書丞，配合侍中陳叔達等受詔撰《藝文類聚》。面對書籍散失，奏請購募遺書，置吏補錄，得以保存大批圖書。貞觀三年(629年)，詔修樑、陳、齊、周、隋諸史，聯合岑文本修周書。貞觀六年(632年)，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貞觀十年(636年)，撰《周書》成。次年，撰《氏族志》成。永徽元年(650年)，奉命監修國史及《五代史志，。遷太常卿兼弘文館學上。參與撰修貞觀十三年以後的實錄及《唐高宗實錄》。龍朔二年(662年)，加銜金紫光祿大夫，致仕。乾封元年(666年)，令狐德棻病逝，享年八十四歲，獲贈祕書監，諡號爲憲。
個人成就
奏請購書
唐初，德棻任祕書丞，職責是掌管經籍圖書之事。當時經隋末大亂，經籍圖書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議，以朝廷之力廣泛收求天下書，對獻書者“重加錢帛”，予以獎勵，對所收之書，“增置楷書，令繕寫”。在唐高祖支持下，這個計劃順利執行，“數年間，羣書略備”。這項工作的成績是很可觀的，至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於宏文殿聚四部羣書二十餘萬卷”。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舊書八萬餘卷外，另十二萬餘卷則是購求而來，並且已分類別，足見成績之大。
整理古籍
貞觀二年(628年)，魏徵帶領學者，對購求之書按“四部”分類，進行校訂，“數年之間，祕府粲然畢備”。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廢待舉之時，及時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建議並主持購募遺書，從而及時地搶救了大批散失的古書圖籍，表明了他的遠見卓識。這一大規模求書壯舉，爲貞觀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規模修史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爲唐代文化高潮的到來奠定一個良好基礎。
參與撰修
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德棻對高祖李淵說了一番言辭懇切的話：“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樑、陳及齊，猶有文籍。”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來史學出現了一個蓬勃發展的高潮，朝代興替頻繁，反映各朝歷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現，一朝史可達幾種至十幾種。但由於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內容又往往不能包舉一代，所以資料豐富、首尾完整的著作並不多見。而且由於戰亂頻繁，史書隨出隨亡。德棻所舉的樑、陳、齊、周、隋五代，均無完整史書。其中樑、陳、齊，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爲嚴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時代相連、“耳目猶接”的有利條件抓緊修史，那麼以後再修就困難了。可見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責任感。
如果能通過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強調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脈相承的正統觀念，進而宣傳李唐祖先功業，那麼對於鞏固剛剛建立的唐政權，是再好不過的明智之舉了。德棻的及時建議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慮，經過一番籌劃，於武德五年(622年)十二月正式下詔修前代魏、周、隋、樑、齊、陳六史，對各史編修人員作了分工。負責周史的是侍中陳叔達、祕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但這次修史“歷數年，竟不就而罷”。
待到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又下詔修前代史，則計劃措施顯然更周密切實了。這次由於衆議以《魏書》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爲詳備，遂決定不再修《魏書》。對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李百藥修齊史;魏徵、孔穎達、許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樑、陳史;魏徵與房玄齡總監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負責指導的作用。魏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樑、陳、齊各爲總論，時稱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總知類會樑、陳、齊、隋諸史”。可見，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參與。所謂“總知類會”，即是負主編之責。有意思的是，魏徵作爲總監，爲隋史寫了序論，爲樑、陳、齊三史各寫了總論，但獨於周史未寫，這反映了他對德棻是相當尊重的。
此次修史，由於有長於史學的魏徵和長於運籌的房玄齡爲總監，主編令狐德棻又爲當時史家先進，分工考慮到修史諸人特點，加上政局穩定，經濟繁榮，人力物力財力都能保證，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貞觀十年(636年)正月五史修成上進。由於這五史只有紀、傳兩部分，沒有志，貞觀十五年(641年)詔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參加了修志，其他參加者有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監修。是書於高宗顯慶元年(656年)上進，共10 志，30 卷，後附入《隋書》，稱《隋志》。
貞觀年間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晉書》。貞觀二十年(646年)閏三月，唐太宗詔修《晉書》，當時德棻以公事免職在家，於是房玄齡特意奏請起用德棻參與修撰。在當時同修的二十餘人中，“並推德棻爲首，其體制多取決焉”。可見德棻深爲當時史家所推重。
李延壽在當時史家中，年紀較輕，地位不高。他繼承父親李大師遺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對能否得到官方認可沒有把握，於是先請任監修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審查，德棻作爲史學前輩，大力提攜後進，充分肯定了李延壽的工作，並作了一些修改，之後這兩史才正式奏進於朝廷，獲得公開流傳的機會。
所修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飽含着德棻的大量勞動，或受到德棻的具體指導，總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實際的聯繫。
修撰《周書》
令狐德棻著述雖富，最有價值是《周書》。《周書》主要爲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師。由於德棻主修《周書》，又負同修諸史的主編之責，因此可以認爲，《周書》的編纂形式，內容去取和點明鑑戒之處的史論，主要體現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圖。後人瞭解德棻的政治、歷史觀點也主要根據《周書》。在同時所修的五史中，《周書》突出地全面體現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觀點。
《周書》北周自公元557 年由宇文覺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1 年外戚楊堅代周建隋，立國僅二十五年。但事實上宇文氏政權的歷史是從東、西魏分裂，宇文泰擁立西魏文帝(535年)開始的，所以《周書》也就增加記載了西魏的歷史，這符合歷史實際，表明了德棻的識見。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議中曾強調史書的作用是“貽鑑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詔也指出史書的作用爲“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鑑將來”。唐太宗更是經常闡述“以古爲鏡”的思想。德棻既負“總知類會”之責，對唐皇朝的意圖自然領會得相當透徹，在《周書》中，以史爲鑑的觀點得到了全面體現。《周書》中各個類傳的立意，都與封建政治緊密聯繫起來。《孝義列傳》樹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傳序明確指出這些忠孝事蹟可以“垂範方來”，“有助於名教”。
《儒林傳序》則着重指出儒學的重大現實意義就在於“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周書》對方術技巧也有新的見解。一般封建統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視爲奇技淫巧、雕蟲小技而不屑一顧，或是迷信其修仙鍊金之詭說，耗費錢財，甚至送命。《周書》的《藝術傳》則把方技視爲對於社會有廣博用處的技術手段，並且可以和仁義教化相輔相成，“仁義之於教，大矣，術藝之於用，博矣”。
貞觀初，唐太宗對監修國史房玄齡說：“比見前後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等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唐太宗要求史書所載內容以能否資治爲取捨標準。德棻對皇帝的這一指示心領神會，如《樂遜傳》中就這樣記載：“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對崇治方、省造作、明選舉、重戰伐、禁奢侈五條，因“切於政要”而全部照錄傳中，其餘九條全刪。
德棻不但崇儒，也篤誠於佛教。唐高宗爲稍抑佛教，提高君權，於龍朔二年(662年)下“制沙門等致拜君親敕”，令僧、道對君、親也要行致拜禮節。僧、道行不行俗禮，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軒然大波。一個月後，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員和州、縣官等千有餘人，專門召開會議討論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陳詞，認爲僧、道爲出家離塵之人，“功深濟度，道極崇高”，如拜俗則不倫不類，“披法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會議之後，唐高宗於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門拜君詔”，許不拜君，但須拜親。
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禮義王道之說，卻同時又篤於佛教之規，頗耐人尋味。還在東晉時，儒佛兩家就圍繞僧人見皇帝應否跪拜發生爭執，可隨着時間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漸調和，既相互鬥爭，也相互補充，有合流的趨勢。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個例證。
德棻在《周書》中所表現的歷史觀，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時所修諸史關於天人關係的看法，姚思廉的《梁書》、《陳書》和魏徵的《隋書》，表現出注重人事的進步史觀;李百藥的《北齊書》，雖然也承認人事的作用，但過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於魏徵不得不在該書帝紀總論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書》則天命人事並舉。如認爲魏“水歷將終”，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歸，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寶”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
宇文泰本來“田無一成，衆無一旅”，但能成功，就因爲“屬興能之時，應啓聖之運”，天命繫於此人，“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但天命也須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誠以待人，弘大順以訓物。……德刑並用，勳賢兼敘，遠安邇悅，俗阜民和”。德棻所宣揚的天命人事並舉的觀點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於隋末農民大起義之後，君臣深切感到總結前世施政經驗教訓的迫切性，但同時爲了欺騙人心，又要給新皇朝披上應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統治者的總的宣傳方針總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強調。
《周書》對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重要史實記載較具體，保存了一些珍貴資料。西魏、北周地處較偏僻的西北，本來經濟落後，國弱民窮，在與東魏、北齊的抗衡中處於劣勢。但經過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覺、宇文邕的相繼改革，國力逐漸強盛，終於統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歷史上的關鍵事件。《周書》對此記載頗爲詳明。
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統一北方過程中發揮很大作用，並且爲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寶年間才名存實亡。關於府兵制的一些情況、特點，《文帝紀》、《蘇綽附蘇椿傳》、《韓褒傳》、《郭彥傳》、《韋瑱傳》等都有記載。西魏、北周時期，各族人民起義屢屢發生，《周書》出於總結教訓和宣揚統治者武功的目的，對這些起義記載較多、較具體，這在同時所修諸史中是最突出的。從中可以看出起義之多，聲勢之大。
《周書》很注重記載周邊各民族情況和鄰國大事，顯示出德棻具有縱觀全局的眼光和風度。《異域傳》共2 卷，序文說：“斯皆錄其當時所記”，可見所據資料來源於魏、周人當時記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另外，《周書》對於東魏、北齊和南朝梁、陳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紀或有關列傳中簡要敘及，顯示出天下大勢的主要脈絡，這是個突出的優點。
《周書》的文字比較簡潔，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學才能。清代史家趙翼稱讚《周書》“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
德棻修《周書》主要採三種資料，一是西魏大統年間祕書丞兼領著作柳虯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國史;三是隋開皇中祕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八篇。從《周書》行文中，仍可見到採用周代國史之語句，如，“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我師不利”。《藝術傳序》說：“茂雅、元華、許?、史失其傳。”在卷末又簡略提及蜀郡衛元嵩，“史失其事，故不爲傳”。這明確說明有些資料遺佚，另外也是存疑備考，雖作不成傳，但記下名字，給後人查考留下線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