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劉備並無大才，在諸葛亮隱居期間，南方的孫權集團和北方的曹操集團。此時，孫權佔“地利”，且繼承父兄的基業，已具備相當的實力。曹操佔“天時”，統一了北方，實力最爲雄厚。 劉備和他們比起來，就是個小兵，諸葛亮爲什麼會選擇輔佐他?
誠心
劉備頂風冒雪，不畏嚴寒，三顧而往，尤其在第三次，在諸葛亮“無禮”的情形下，劉備對諸葛亮顯示出了極大的尊重與誠意。
當時，劉備四十七歲，以仁義著稱，天下皆知;而諸葛亮二十七歲，躬耕南陽，默默無聞。兩個人在年齡、地位、身份上存在着巨大的懸殊。這份誠心確實是令諸葛亮感動的。
仁心
在地方爲政時，劉備已經留下了與百姓秋毫無犯的仁義美名。對此，博聞多識的諸葛亮應該早有耳聞。在“三顧茅廬”中，諸葛亮對劉備的“仁心”有了近距離的感受。當諸葛亮拒絕隨同劉備出山時，劉備“淚溼衣襟”，說出了“先生不出，如蒼生何”這樣的肺腑之言。
正是劉備對天下蒼生的這份誠摯情感，最終打動了諸葛亮。作爲一名正統文人，士人政治家，諸葛亮選擇什麼樣的主公來輔佐，必定有他的道德標準。而劉備的“仁心”恰恰符合他的道德標準。所以，諸葛亮選擇劉備也就是選擇了道德，選擇了正道，選擇了追求的正義事業。
雄心
在小說第二十一回煮酒論英雄中，曹操獨具慧眼，看出了落魄的劉備是天下的英雄。和曹操一樣，諸葛亮也是慧眼獨具。他清楚地知道劉備之所以不辭勞苦，三顧茅廬的終極原因就是他想幹一番大事業的雄心壯志。自比爲管仲樂毅的諸葛亮也只有在雄心勃勃的劉備這裏，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幹，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諸葛亮選擇劉備，事實證明完全是明智的，二人確立了親密和諧的君臣關係。但事情具有兩面性，正如司馬徽所言，諸葛亮雖然得到了明君，但是“不得其時”，所謂“不得其時”，就是指天時不利，就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意味着諸葛亮最終想實現他恢復漢室、統一中原的政治理想，其難度可以說是“難於上青天”。
不單單是司馬徽有這樣的預測，諸葛亮的幾位好友也同樣有。他們認爲諸葛亮出山是逆天而動，註定會奔波辛勞。確實如此，從現實處境來看，劉備將寡兵微，東奔西走，連立足之地都沒有;
從長遠目標來看，天時不利，他想統一中原恢復漢室無異於癡人說夢。因此，諸葛亮選擇劉備，從不利的方面來說，意味着選擇了一條與“天時”抗爭的道路，一條很可能勞而無功一敗塗地的道路。旁觀者對“天時”看得一清二楚，諸葛亮會不會是“當局者迷”呢?並非如此。
第三十六回，當徐庶向諸葛亮推薦劉備時，他並不看好劉備，認爲跟隨劉備就是去做“享祭之犧牲”，即無辜的犧牲品。既然諸葛亮知道“天時”不利，爲何還要義無反顧地跟隨劉備出山?表面看來是爲了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但更深層的原因是爲了實現他所追求的正義事業，他“雖知天命，必盡人事，欲伸大義於天下耳”。諸葛亮知道“天命”不利，但是爲了伸張正義之事，實現“興復漢室”的政治目標，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士人肩負的使命責任。
再有，諸葛亮篤信“事在人爲”，他相信自己的智慧與謀略，“天時”不利未必註定會失敗。在第三十七回諸葛亮對劉備談論天下大勢時，他認爲曹操打敗袁紹的原因，除了“天時”，“人謀”也至關重要。因此，“天時”不利，諸葛亮絕對不會“聽天由命”，無所作爲，而是要最大限度地發揮“人謀”的作用，化“不利”爲“有利”。
值得商榷的是，在諸葛亮選擇劉備這件事情上，大多數觀點認爲體現了諸葛亮“知其不可而爲之”精神。筆者認爲，更準確的應該是“知其有可爲而爲之”的精神。因爲，它體現了諸葛亮自信樂觀務實吃苦的精神。正是依靠這股強大的精神力量，諸葛亮積極謀劃，四處奔走，最終輔佐勢孤力薄的劉備，實現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目標。
可以說，從出山到輔佐劉備蜀中稱帝(207-221)，十四個年頭，就是諸葛亮“知其可爲而努力爲之”的奮鬥史、成功史。如果說，諸葛亮出山前身爲隱士，選擇有爲，體現了他積極入世的精神。那麼選擇劉備，就是將儒家的這種“入世”精神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選擇正義事業，選擇逆流而上，選擇奮發有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