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即明思宗、崇禎帝，明朝第十六位皇帝，在位共十七年，年號“崇禎”。朱由檢是明朝作爲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異母弟，生母爲孝純皇后劉氏。下面本站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當李自成攻進皇宮內城時，他怎麼也不相信，皇帝家的銀子怎麼這麼少?他搜遍了整個皇宮，只搜刮出十幾萬兩白銀，珠寶首飾更是少得可憐。相比之前的福王等藩王動輒幾十萬的家財資產，真是小巫見大巫。
回到在崇禎自殺10天前，崇禎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皇親國戚們捐款，給防守北京城的士兵發軍餉，結果：皇親國戚一毛不拔，滿朝文武裝瘋賣傻。
其中內閣首輔魏藻德帶頭捐贈，捐了鉅款500兩白銀;國丈周奎，與明王朝休慼與共的國丈，皇帝知道他有錢希望他多捐點，帶頭捐個10萬兩，周奎此時表現，堪稱影帝，馬上哭得死去活來的，說：“老臣安得多金?”皇帝沒辦法，降到2萬兩，這位仁兄馬上進宮，找自己的女兒周皇后，周皇后希望父親爲權貴們作出表率，並拿出5000兩銀子給父親。可這位父親，昧下2000兩，最後總計捐了1萬3000兩。在這次皇帝哀求權貴們捐款救國的運動中，總計募捐到20萬兩。
李自成在皇宮裏沒有搞到銀子，就把大棒對準了崇禎朝的大臣們，他搞了個“比餉鎮撫司”，把崇禎朝的大臣和富民都抓過來狠狠拷打，逼他們出錢助餉，最後，竟拷打出7000萬兩銀子。
曾經的內閣首輔魏藻德要投降，被拒，在被夾棍夾斷十指的威逼下交出白銀數萬兩。那個國丈周奎，禁不住嚴刑拷打，被闖軍抄出了無數奇珍異寶，拉了幾十車，光是現銀就足足有53萬兩之多。這麼多的白銀，要是早拿出來，何至於國破人亡?
崇禎之“窮”，那是真的窮，宮中從無宴樂之事，龍袍穿破了也不捨得換，修修補補繼續穿。至於對大臣，那就更是刻薄寡恩，能口頭獎勵搞定的事情，絕對不花銀子賞賜。
崇禎之“窮”，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守阜成門的趙士錦，有文《甲申紀事》爲證
“新庫中止二千三百餘金。老庫中止貯籍沒史家資，金帶犀杯衣服之類，只千餘金;沅爲予言，此項已準作鞏駙馬家公主造墳之用，待他具領狀來，即應發去。外只有錦衣衛解來加納校尉銀六百兩，寶元局易錢銀三百兩，貯書辦處，爲守城之用。”
又在《北歸記》中，感慨道“國家之貧至此!”
崇禎皇帝這麼窮，那銀子都到哪去了?
我們要想得到這個答案，要從明朝的根本貨幣制度和社會環境來分析：
1.明朝失敗的貨幣政策
明朝的貨幣政策經過了三個階段：大明寶鈔，錢鈔並行，白銀貨幣化。
大明寶鈔是一種紙幣，是明朝唯一通行的法定貨幣。大明寶鈔是一種無本金，不兌現的紙幣發行制度。而這樣一種制度的實行，由於沒有金銀或銅錢作爲主幣。無法使用其自身的價值作用，來自發調節紙幣的市場流通量。同時，當時紙質較差，大明寶鈔難以耐久，又易於仿製。
而且明代紙幣只發不收，導致市場流通上的紙幣越來越多，寶鈔氾濫成災，發行當年，就通貨膨脹，雖政府強制執行，“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但其貶值極快，民衆紛紛棄之，終以失敗告終。
錢鈔並行，明朝以前，銅錢一直是中國古代商品交易中的主流貨幣。其發行權爲封建中央政府的所掌握。明代的銅錢共有3種。通寶，私錢，古錢。
前期寶鈔發行之時，銅錢退出了流通，同時白銀的貨幣職能也被剝奪，只變成了一種商品。但在實際的商業活動中，銅錢的角色卻是不可替代的。縱觀整個明朝歷史，銅錢的鑄造和發行政策都是非常混亂和不連貫的。而且在銅錢發行中，最大的問題是私鑄的盛行。
這在明朝始終存在，而且數量不菲。私錢，可是伴隨着鑄錢出現在歷朝歷代。因爲銅錢作爲金屬貨幣，與紙幣不同，本身是有價值的。一般鑄造發行的，是不足值的貨幣，發行者可以在實際價值和法定價值的差價間獲得鑄造的利潤。
由於明代銅錢種類的多樣化，且政府爲了取利，刻意在銅錢鑄造上做手腳，銅錢質量堪憂，於是民間盜鑄成風，以至於私錢與政府鑄錢都流行於世。
政府雖在打擊盜鑄上有所行動，但根本原因在於鑄錢的質量低劣。使得盜鑄的成本降低，因此僞錢屢禁不止。而政府一再強調鑄錢的收入，主管鑄錢的官員和工匠又從中營私舞弊，明代實際做出來的制錢質量經常很差，與私鑄錢幣沒有多大差別。
白銀貨幣化，寶鈔與銅錢的失敗使人們最終選擇了白銀，白銀實際上並不是我國富有的礦產，相反產量很少。作爲與銅錢並行的流通貨幣，政府雖一再禁止白銀用於經營交易，但未能穩定的寶鈔價值和銅錢質量，所以白銀的使用也未能禁絕。隨着民間的需求，白銀雖不被政府承認，但它卻成爲民間公認的貨幣。
萬曆年間的“一條鞭法”，使白銀成爲唯一繳納稅收的貨幣，使白銀的地位更加穩固。並且明朝官員的俸祿，由最先實物糧食供給逐漸發展成由本色和折色構成。本色糧食，折色寶鈔，但隨着寶鈔的持續貶值，實際官員的俸祿也縮水了。在統治集團的內部，反對寶鈔的聲音也日益強烈，明朝政府不得不改變以本色糧食與折色白銀的支付方式。其中折色的白銀比例越來越高。到萬曆初年，官員的俸祿已經稱爲俸銀。名稱的改變清楚地表明，官俸白銀貨幣化的實現。
還有明朝的軍費。在前期多以軍事屯田解決，但明朝末年，軍事行動開支巨大，軍屯已無法滿足需求。於是軍費開支也以銀子作爲貨幣支付，並形成制度。
中國古代是以農耕爲主，明朝時的商業，經濟又有了進一步發展。商業的發展使得貿易貨幣制度向前發展，白銀價值的穩定，在貿易中成爲成爲支付的首選，加上明朝失敗的貨幣制度，白銀在明朝中後期成爲了主流貨幣。並在隆慶帝宣佈解除海禁後，白銀在國際貿易中已成爲傳統，被各方接受。隨着貿易的深入，大量的白銀被進口。而白銀貨幣化也對大明王朝的興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白銀的多與少
明朝中後期的白銀經過了一個“通貨膨脹“到“通貨緊縮”的過程，最終導致經濟崩潰。
通貨膨脹
明朝隆慶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解除海禁的初衷來源於福建巡撫許孚遠在奏疏中說的"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轉而爲寇"。
隆慶開關表現出來明朝對待國民的海外貿易政策上，可謂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已完全更改了明朝的祖制。這對明朝有着深遠的影響。主要體現在：
倭患減輕，開關之後，這一手治根的辦法果然見效，從此"倭漸不爲患" 。開關的效果也間接的影響到北方局勢，結束了明帝國與蒙古部落長達200餘年的軍事對峙，韃靼首領俺答歸順明朝，封貢互市，史稱"俺答封貢"。
促進資本主義萌芽，如棉紡織業、絲織業、茶葉種植與加工業、製糖業、造船與航運業等，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也使得東南沿海產生了大批的豪富、商賈。
促進武器交流，隆慶開關還對明朝的火器的大規模裝備軍隊產生了重要影響，明朝通過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貿易來購買西方先進的火器，例如西洋火繩槍、紅衣大炮等。火器的大量裝備使得明朝在後來的對內對外戰爭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後金的八旗子弟深深地體會到了這些武器的厲害。
白銀流入中國，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銀總數大約爲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歐洲人在美洲開採到的"廉價"白銀大量流入中國，更加穩固了白銀作爲主流貨幣的地位。
白銀的流入，活躍了商品市場，繁榮了經濟，也讓整個明代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當白銀過量流入中國時，出現了“物貴銀賤”的現象，這就是“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還不是當時明朝最主要的問題，白銀的過量流入，帶來最嚴重的問題是：白銀成爲普遍流通的貨幣意味着明朝失去了自己的貨幣控制權，明朝已成爲實質上的“銀本位制”國家。此時，“銀本位制”下失去了貨幣控制權的危害，表現得還不是很明顯，但在1610年以後，我們將看到，它毀滅性的力量。
通貨緊縮
1610年對外貿易開始萎縮，海外白銀流入明朝的動力開始下降，這主要來源於幾個方面原因：
英國，荷蘭海盜的興起，早期橫行世界海域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幾十年過去了，英國和荷蘭也走上航海時代的歷史舞臺，他們的邁出第一步就是搶，使得海上生意風險很大;
西班牙陷入了通貨萎縮，西班牙由於一方面白銀的外流，另一方面進口了大量的物品，使得國內貨幣供給不足，西班牙政府開始有意識控制在馬尼拉的貿易，西班牙人和中國人在馬尼拉的貿易開始減少。
日本減少了和中國的貿易，日本的德川幕府在控制了日本政治後，趕走了葡萄牙人，引進荷蘭人，減少和中國的貿易。而葡萄牙人原本一直佔據澳門作爲和中國做貿易的據點，這個過程對中日貿易產生重大影響。
然而究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絲綢，陶瓷和茶葉等這些主要出口產品需求減少，導致長江三角洲下游地區的經濟活動實際上已接近停止。
經濟崩潰
當通貨膨脹時，物貴銀賤，銀子被用來兼併土地、購買房產，或就窖藏到地下。使得土地和房產價格變得異常昂貴，並逐漸集中的各權貴手中，普通百姓根本就買不起。
當出口繁榮時，大量的土地被用來種植茶葉這種經濟作物，用於生絲、絲綢、棉織品、桑蠶、陶瓷等非食用類產品的生產，導致糧地減少。
當出口急劇減少，通貨緊縮時，大量的非食用物品的白銀價格在急劇下降，反而是物賤銀貴。由於耕地的減少，糧食價格高漲，經濟危機對江南地區的打擊尤爲嚴重，而這裏是明朝最主要的產糧區。
而明朝後期的稅收制度，是壓垮明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由於稅賦需折成白銀，農民必須將出售穀物得來的銅錢折成銀兩去交稅，但此時銀價已經上漲，這樣使得農民的稅賦愈發沉重，沉重的稅賦引發的後果會讓農民活不下去，引起農民暴動。
農民的稅收不上來，各地拖欠嚴重，朝廷的庫銀大幅減少，無法支付遼東的軍餉，剿滅農民軍的軍費。
可明朝好歹也經濟繁榮過，通過貿易積攢了當時世界1/3的銀子，那麼多的銀子到哪去了?
3.銀子到哪去了
明朝銀子的流向，有幾個去處
朱家的子孫後代
朱元璋規定，“親王祿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鎮國將軍1000石，輔國將軍600石，鎮國中尉400石，輔國中尉300石，奉國中尉200石，公主及駙馬2000石，郡主以下逐級遞減。”
朱元璋規定，皇親國戚，不能從事士農工商，也不用爲國效力當官統兵，唯一能做的就是坐享朝廷俸祿。
明萬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見載於玉牒的宗室人口，已達157000餘人。明末更多，達20萬之多。明代皇族子孫享有特權，不受普通法律約束，不歸當地官府管制。無需交稅，甚至可以在地方收稅、魚課、鹽店。
並且各個皇室宗親沒事就生孩子玩，如:慶成王光兒子就多達一百餘人。隨着宗室人口的迅速增加，宗室領取的俸餉總數目巨大，祿米撥給的總數遠超出國家各地一年的歲供京師的糧食。
如山西地方財政收入爲152萬石，而山西王爺們每年消耗的俸祿爲312萬石。河南年財政收入爲84萬石，而需要供給王爺的是192萬石。成都附近州縣土地70%在王府名下。
可見崇禎皇帝，只是幫朱元璋養子孫後代，就要花掉國庫收入的大半，何談怎樣攢錢打仗?
藏富於官
明末後期，明朝已立國將近200餘年，吏制敗壞，貪污腐化，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土地兼併、貧富兩極分化等社會矛盾積重頗深，傳統農耕受到嚴重破壞，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組成的利益集團把持朝政，這一官宦資本集團掌握着整個明帝國絕大多數的土地、財富、輿論權、政治和經濟特權。
他們瘋狂斂財，並且在政治上抱成一團集體維護自身利益。此時土地、白銀等社會財富迅速地流向了皇親國戚、朝廷官僚。而與之相對的是赤貧的百姓，他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破產農民在死亡線上痛苦掙扎。
其中的代表就是東林黨，他們就是爲官宦資本集團代言，更準確點說是爲江南財閥代言。東林黨早期領袖李三才，曾經多次公開上奏抵制抵制皇帝徵收江南的工商稅，而李三才個人的家財有470萬兩白銀之巨，相當於當時明朝一年的賦稅收入。
東林黨人，在遭受閹黨迫害時，打的是“社稷蒼生”旗號，而一旦攫取了權力，僅僅只是純粹地爲所代言的集團和個人謀取私利。在明朝國家危亡的緊急時刻，東林黨人卻紛紛成了投降派、騎牆派、吃瓜派。大學士陳演在之前崇禎募捐時，硬是一毛不拔，後來李自成進北京後，卻積極主動上交了4萬兩銀子。
乃至崇禎皇帝臨死前留下一句話：大臣誤我。
文官集團擁有這麼多財富，這也要怪朱元璋老先生。自朱元璋開國以來，就做出規定，舉人以上功名，全家免稅。
每三年一次鄉試，也就是說每個省每三年會多出大概300個舉人(不算恩科)，於是200多年下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士族階層，他們不用交稅，自然能比別人更快地積累財富。因爲不交稅很多農民發現，在這些老爺那裏租田來種，比種自己的田還划算，不如把土地賣給老爺，再從那租過來種地。這樣也加快了土地兼併。
而老爺們高高興興地做自己的大地主，後來不滿足於做地主，於是他們開礦山(不交稅)，開工坊(不交稅)，開商鋪(不交稅)，搞海運(不交稅)，放高利貸(更不用說了)。很快，他們就壟斷了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
這種情況下，皇帝的銀子從何而來?
銀子到不了北京
明朝的稅收制度是非常混亂的，搞清楚“稅收去哪兒了?”，就知道銀子爲什麼到不了北京。明末稅收一直面臨兩個困境一是“收不攏“，二是“收不到”。
“收不攏“是因爲明代計稅以實物爲主，不同計量單位的稅收無法進行彙總，更沒法統一調配，一般是從哪裏收，直接分到哪裏去，中央缺乏統一調配稅收的能力。
例如：A地需要軍費，包含軍餉的白銀，軍糧，草料。B地稅收折銀，C地繳納糧食，D地繳納草料。在調配時，B地的白銀會運往太倉，然後撥給A地，而C和D地的草料直接運往A地。實際情況更爲複雜。
正是由於這種紛雜的制度存在，朝廷無法有效地調配稅收，不能將稅收用在刀刃上。尤其是爲了應對戰爭，需要額外開支的時候，很難從紛繁的收支渠道中歸攏資源，最後只能加派。
”收不到“是說明末的稅收並不僅僅是白銀，而是由白銀和實物稅兩部分組成的。而實物與白銀之間“折銀納稅“卻是個災難。
對於納稅主體農民而言，糧食比白銀更保值纔是，爲了納稅將糧食兌換成白銀則又要遭受到兩個“匯率”的盤剝，一個是市場的米價，一個是納稅時的折銀比。戰亂與災荒的年月，白銀往往換不到糧食。農民納稅時要將糧食換成白銀，在明末白銀輸入量減少的情況下，出現了“銀貴米賤”的局面。商人往往會壓低米價，白銀流入減少造成的通貨緊縮更加劇了這種狀況。白銀在交付官府的時候，其數額依據的是你田地糧食的產量進行折算，這個折銀比往往是和市場上的糧食價格要高得多，農民交糧，要受二層盤剝，而繳稅的過程中又充斥着各種貪污，剋扣，火耗等問題，農民實際交的稅要高得多。
而官府收上來的稅幾經倒手，又到了商人手中。官府的白銀送到目的地又要採購糧食物料，就必須要通過商人和市場進行買賣。把持糧食和白銀的地主和商人就可以利用米價和銀價的差價從中套利。所以白銀怎麼也進不了朝廷的府庫。
戰亂來臨，商人地主開始藏銀，使得白銀不斷退出流通，結果不僅造成通貨緊縮，而且農民繳稅越來越難，負擔越來越重，索性就反了朝廷。
這個鍋又要我們崇禎皇帝來背了。
總而言之，崇禎想要解決錢的問題，可是他下面的官員不支持，而官員代表的是地主階級。明代中後期的官場已成爲爭權奪利的戰場，在權力角逐之中，帝國也風雨搖擺，沒有人幫助崇禎看明白，帝國的銀子在哪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