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德太子，生於574年2月7日，卒於622年4月8日(據《日本書紀》記載，是推古天皇29年2月5日)，飛鳥時代的皇族、政治家，用明天皇第二子。母親是欽明天皇之女穴穗部間人皇女。作爲推古天皇時的攝政，與蘇我馬子共同執政。
(圖)聖德太子
公元604年(14年後，李家在中國建立了唐朝)，聖德太子頒佈了“憲法”。當然不是現代國家的憲法，而是由皇室制定的“道德規範”。這部“憲法”有十七條內容，其中最重要的是：
以和爲貴，不要激烈爭鬥(“憲法”的第一條);
大家要無條件服從天皇的命令;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義務，必須先幹好自己的事;
信用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凡事都要守信;
大家都是有腦子的凡人，出現爭論很正常，對不同的意見不應該隨便發火;
凡事不可獨斷專行，必須集體商量。
喜歡看日劇和日漫的人覺得眼熟吧，這不就是多數日本人認同的原則嘛!在中國，類似這種“道德要求”的官樣文章多如牛毛，但聖德太子的“憲法”可不是紙上空談。他和其他皇室成員帶頭按“憲法”辦事，做表率，當榜樣。朝廷也加班加點地搞宣傳、樹典型。後來的那些日本天皇也把“憲法”當作自己的行爲原則(個別人除外)。到11世紀，除了“大家要無條件服從天皇的命令”以外，“憲法”中的其他內容已經變成了日本社會的道德標準。要是不如此做人，大家就會認爲你非常缺德(包括廣大小民)。在思維方式和道德要求上，這部“憲法”的確成了日本的“根本大法”，對後來的歷史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幾乎所有的日本大人物都受到了它的約束。
(圖)日本飛鳥時代的弓兵
古代中國的政客們喜歡“有你沒我”加“斬草除根”，經常用刀槍來處理重大問題。日本沒有經歷過“推倒重來”式的血洗，長期保持着一種平和、寬鬆和積極進取的狀態(這當然是相對中國而言)，爲明治維新的到來做了很多重要的準備工作。
“聖德幽靈”始終籠罩在這個島國的上空，到現在仍未散去。不過，當時的聖德太子並不想建立一個道德模範式的國家，而是打算將所有的大權集中到天皇和皇室手裏。他的“憲法”強調以和爲貴和守信，要求多搞協商和妥協，就是爲了穩住蘇我家和貴族們，讓處於下風的日本皇室渡過眼前的危機，他的最終目標是，“大家要無條件服從天皇的命令”。爲此，聖德太子和日本皇室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最終失敗了。如果他們成功了，那就不會有近代日本的崛起了。可具諷刺意味的是，當19世紀的日本實現近代化之後，一羣手拿武器的社會精英卻費盡心機去實現聖德太子當初的夢想，把日本拖進了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深溝。更加弔詭的是，這種發瘋的行爲又爲日本的現代化掃清了障礙(戰敗後，日本又進行了一次大改革)。歷史真是波譎雲詭。一些中國學者說，“聖德憲法”的思想來源是中國的儒、法、道三家哲學和佛教。也許他們說對了，但我覺得很奇怪：在中國，爲什麼那些好東西基本上都是嘴上說說而已，從來沒有真正成爲傳統文化的主流(很多“國學”家講的“優秀傳統”只是古書上的，古代的多數中國人到底在想什麼、幹什麼，認真看看史書的原文就明白了)。
和先輩一樣，聖德太子也向中國派遣使者來拉關係、找靠山。公元607年，他派小野妹子(他的漢語名字叫蘇因高)出使隋朝。這位“妹子”是男人，說得一口流利的古代漢語。他向大隋皇帝遞交了推古女皇的信(應該是聖德太子寫的)。這封信的開頭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敬問無恙”，大意是“東邊的天子向西邊的天子問聲好”。隋煬帝楊廣看了後相當不爽，心想：以前向中國稱臣，現在倒想和大隋平起平坐了，天下哪有兩個天子的道理?皇帝雖然心裏很不高興，但看在妹子遠道而來的份兒上，也沒太過計較，派大臣裴世清回訪大和。
公元609年，小野妹子第二次來到長安。這次，信的口氣又變了，開頭爲“東天皇敬白西皇帝”。“天皇”這個外交用詞就這麼出現了。但中國皇帝還是不買賬，仍然將日本看作小跟班，不肯搞平等。後來，日本人覺得“天皇”聽起來更牛氣，就把最高統治者“大王”改稱爲“天皇”，將國號“大和”改爲“日本”(太陽升起的地方)。“遣隋使”還帶來了日本留學生和留學僧。這些人長期待在中國，學習了中原的文化和制度。他們告訴聖德太子：要想使皇室說一不二，就必須效仿中國，建立真正的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徹底制服貴族們。
於是，聖德太子向貴族和小民們宣佈：爲了日本的富強(獨攬大權的想法不好公開說)，我們要向中國努力學習。這爲後來的日本人樹立了一個好榜樣：絕不以學別人的長處爲恥;如果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即使是歷史悠久的傳統，也必須徹底改造。然而，公元622年，壯志未酬的聖德太子去世了。4年後，蘇我馬子也病死了。皇室和貴族和平共處的時代從此結束，一場曠日持久的鬥爭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