祕書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無疑佔有重要地位。近年來落馬的官員中，人們尤其關注那些曾做過高層領導祕書的官員。在媒體報道中，經常出現祕書案發帶出腐敗官員的事件。“祕書腐敗”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2014年4月24日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全文刊載了習近平總書記20年前的一篇談話稿《祕書工作的風範——與地縣辦公室幹部談心》，指出祕書要努力做到“五不”：不自恃、不自負、不自詡、不自卑、不自以爲是。
祕書即輔助領導處理政務、撰寫文書和辦理其他交辦事項的職務，這個職位在我國源遠流長。商周時期的太史寮就是專門的祕書機構；秦統一後設御史大夫一職，“受公卿奏章，掌天下文書”，實際就是從事祕書工作；漢代有執行祕書職能的“文法吏”，履行撰寫文書、保存檔案、行使祕書等職能；到了南北朝時期，很多中央職能部門都設置“記室”，就相當於現在的祕書科，此時的祕書已經有了編制和職稱；唐宋時期爲加強中央集權，各個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不能再自行招募祕書，必須要由朝廷指派；到了明清時期，地方事務越來越多，指派的祕書已經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很多知府縣令都聘請“師爺”，也就是私人祕書。
我國古代，如尚書令、主簿、中書郎、軍中文書、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府幕賓等都可稱之爲祕書，他們爲皇帝或官員起草文書、整理文件，並有提出意見的機會。其官職雖不是很大，但卻非常重要，很多宰相等重臣都是從祕書崗位上起家的。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祕書的賢佞甚至能左右一個朝代的興亡。祕書除了要有好的文采，更重要的是，祕書一定要“講政治”。
話多 搶風頭 沒有好下場
祕書常伴領導左右，知道的自然要比別人多，對領導的活動、行蹤也最清楚。所以，祕書人員一定要有“保密”意識，切不可“大嘴巴”。
孔光是孔子第十四代孫，西漢成帝時的“祕書”。孔光“不言溫室樹”的典故被後世所稱道。史書記載，孔光回家後從不與家人談朝政中的事，就連家人問他長樂宮溫室殿旁種的是什麼樹，他都拒不回答。保密是對祕書工作的基本需要，若是管不好自己的嘴巴，輕則丟官，重則喪命。
唐朝的馮涓因文章寫得好而被時人所稱頌。杜佑的孫子杜審權將要赴鎮江擔任鎮海節度使時，找到馮涓，希望他同去鎮江做他的祕書。當時杜審權的官職任命尚未正式下達，杜也只是私下徵求馮的意見，且反覆叮囑馮涓千萬不能告訴別人。馮涓告別杜審權出來後，被喜悅衝昏頭腦，還是把此事告訴了朋友。杜審權看中馮涓的才華，但沒想到他竟如此浮躁淺薄，於是改變了納馮涓爲其祕書的決定。文章冠絕天下的馮涓終其一生仕途都沒有什麼發展，這恐怕就是他“大嘴巴”的代價吧。
張廷玉是清代雍正皇帝一直寵信的重臣，被稱爲“第一宣力大臣”。他在朝爲官50餘年，主要工作是擔任皇帝的機要祕書，最主要的貢獻是建立並完善了“奏摺制度”和軍機處的各項規章制度。雍正五年（1727年），張廷玉患小病，雍正對近侍說：朕連日來臂痛，你們知道嗎？近侍們吃驚地問緣故，雍正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張廷玉之所以爲雍正所倚重，正由於他的“周敏勤慎”。在皇帝身邊服務，擔負的又是機要文字工作，張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處處小心謹慎，辦事十分細緻周到。他極其認同“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並“終身誦之”。
祕書切忌因其才華而不收斂言行，目空一切，或者鋒芒畢露，愛出風頭，耍小聰明，這在歷史上也是有前車之鑑的。
東漢末年的禰衡有過人的才氣，劉表佩服其才學聘他爲祕書，“文章言議，非衡不定”。禰衡恃才傲物，有一次劉表有份文件要起草，剛好禰衡外出，劉表便讓其他祕書來寫，幾個祕書費了半天勁剛寫好，禰衡回來一看就撕得粉碎，重寫了一篇“辭義可觀”的文章。文章雖好，卻得罪了其他祕書。不久，劉表也忍受不了他的怪誕脾氣，把他打發給黃祖當祕書。開始，禰衡深受黃祖賞識，黃祖曾拉着禰衡的手說：“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說明禰衡說出了黃祖想說又說不出來的話。但不久，禰衡傲慢的一面又開始顯現，他不僅看不起其他人，還對“主管領導”出言不遜。黃祖以性情暴躁而聞名，一氣之下就將他殺了。事後黃祖後悔不已，厚葬了禰衡，可又於事何補呢。
曹操殺楊修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曹操奸詐多疑是楊修之死的主因，但據祕書史研究專家眭達明分析，楊修不適合做領導人的祕書，結局也可以說是“咎由自取”。作爲祕書，楊修忘了自己的工作只是服從服務於領導，他處處出風頭，賣弄自己的小聰明。比如曹操曾叫人建造花園，看了以後在花園的門上寫了一“活”字。楊修看了，說：在門上寫“活”，就是“闊”字，丞相是嫌門闊了。他竟不問曹操，擅自命人把門改窄。塞北送來一合酥，曹操在盒上寫了“一合酥”三個字，楊修見了，便叫人把整盒酥吃了。曹操問他爲何這樣做，他答：“盒上寫明‘一人一口酥’，丞相之命豈敢違反？”
若這些謎底由曹操本人揭開，一定會得到部下的佩服和尊敬，曹操或許希望通過這些“小動作”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鞏固自己的地位。楊修只顧自己出風頭全然沒有考慮曹操的感受，曹操當然很不爽。楊修的另一些行爲就更有點聰明過頭了，比如曹操將由漢中撤軍，猶豫不決，而楊修僅憑着對曹操一個“教令” “雞肋”一詞的猜測，就擅自收拾行裝，準備歸程，這就已經擾亂了軍心。此外他向已被曹操疏遠的曹植多次泄露“魏王的訓誨”，就更犯了祕書的大忌，從而引來了殺身之禍。
好祕書要敢於“忠言逆耳”
祕書確實是要服務於領導，謹言慎行，但作爲一個好的祕書，絕不能只會阿諛奉承，一味討領導歡心。若發現領導有錯誤和過失，祕書應及時勸諫，以避免領導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祕書古弼以正直、不怕得罪皇帝而聞名。公元444年春，古弼接到了一封上谷地區（今河北張家口一帶）的百姓來信，反映皇家的上谷苑囿佔地太多，老百姓都無田耕種了，希望朝廷減掉大半分給貧民耕種。面對上谷百姓的合理訴求，古弼心急如焚，眼看臨近春耕時節，他不敢怠慢，揣着奏摺，急匆匆跑進宮。拓跋燾與給事中劉樹下圍棋，正在興頭上，古弼進來，拓跋燾就像沒有看到一樣。古弼在旁邊坐了很久，也沒有獲得奏事的機會。古弼火了，突然站起來，一把揪住劉樹的頭髮，把他拉下胡牀（矮凳子），緊接着一手拽住劉樹的耳朵，一手攥成拳頭打他的後背，並且邊打邊罵：“國家的事情沒有治理好，都是你這小子的罪過！”拓跋燾十分尬尷，丟下手中的棋子說：“沒有聽你奏事，錯誤在我。劉樹有什麼罪過？快把他給放了。”古弼這才放過劉樹，把事情奏給皇帝聽。皇帝答應了古弼的請求，順應民意，把上谷苑的一半土地分給了貧民。事後，古弼覺得自己的舉動過於失禮，於是光頭赤腳到官署裏去請罪。拓跋燾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對他說：“先生何罪之有？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今後，只要是利國利民的事，即使造次越禮，你也要去做，不要有什麼顧慮！”
還有一次，拓跋燾要去河西打獵，讓古弼留守京城。他給古弼發了一道命令，要他把肥壯的馬送去供其打獵，古弼卻盡送一些老弱馬去河西。拓跋燾氣得大罵，要殺掉古弼。古弼聽了卻平靜地說：“我不讓皇帝沉迷於遊獵之中，如果有罪過的話，我想這個罪也是小的。如果不考慮國家的安危，而使軍國乏用，這個罪纔是大的。現在柔然人還十分強大，經常來騷擾我國邊境，南朝的宋國也還沒有消滅，我把肥壯的馬供軍隊使用，安排老弱的馬讓皇帝打獵，這是爲國家大業着想的，如果爲此而死，我又有什麼傷心的呢！”皇帝聽到這些話後歎服道：“有臣如此，國之寶也！”
“忠言逆耳利於行”，領導若擁有並能接納一個像魏徵或古弼這樣的祕書，把錯誤消滅在萌芽狀態，何其幸也。但若祕書專挑領導喜歡的話說，投領導所好，雖可受寵一時，卻終會害人害己。
梁武帝精通《五經》，在聽朱異講述了《孝經》和《周易》後，對左右說：“朱異實異”。 他任命朱異擔任中書通事舍人，官職相當於高級祕書。朱異是很精明很有能力的人，他深知梁武帝喜歡聽花言巧語，於是一味阿諛奉承，凡事都看他的臉色辦理，甚至明知不對，也不勸諫，只要是皇帝高興的、決定了的事，即使錯誤，他也百分之百地執行。這雖使他深受梁武帝的寵信，卻給國家招來了一場大禍——侯景之亂。
當初若沒有梁武帝接受侯景的投奔，當然就不會有日後侯景的叛亂。侯景來投降梁武帝時，梁武帝曾與羣臣商議。羣臣大多認爲不能接納侯景，理由是侯景是個“翻覆叛臣”，接受他“終當亂國”，其次樑朝和東魏是冤家對頭，現在關係剛剛有所改善，接納侯景勢必會與東魏大動干戈。
恰巧此時，梁武帝做了一個“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的夢，還沉醉在夢中的梁武帝得知侯景投奔的消息，覺得這正是他完成中興的機會。但羣臣的反對使他十分矛盾，難下決心，於是把這個夢告訴了朱異，還跟他說：“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根據樑朝當時日益衰弱的狀況，朱異心裏十分清楚，甭說統一中原，就是自保都勉爲其難。但爲了哄梁武帝高興，他溜鬚拍馬道：“這是國家統一的徵兆。”一個遺患無窮的錯誤決定就這樣產生了。
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
歷朝歷代的官場上經常出現祕書同領導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祕書的命運同他們服務的官員的利益密切交織在一起。一個領導倒下，一幫祕書進去；而一個祕書出事，也就往往預示一個領導將要倒下。領導借祕書之手做自己不能做、不敢做的事兒；祕書也正好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爲領導出謀劃策，並從中爲自己分一杯羹。祕書人員能守住清廉，並會正確使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是至關重要的。
孔光作爲皇帝的祕書，經常會向皇帝推薦人才。但他每次薦舉人才，都唯恐被薦舉者得知，被薦舉者不知是何人推薦，自然也就不用“知恩圖報”，從根本上杜絕了公事私謝。孔光身處其位，也會有很多跑官要官者求他，他是什麼態度呢？凡找上門來的，不管是自己的弟子還是朋友，一概不予推薦，以至於很多人因此結怨於他。孔光負責中央機要事務十多年，兩度出任宰相，死後也備享哀榮。
東晉時期的吳隱之曾做過謝石的祕書。兩晉時期官場腐敗成風，而謝石又以聚斂無度聞名，作爲祕書的吳隱之卻能做到清廉自守，以至於女兒出嫁時，要靠賣狗的錢來做嫁資。在謝石手下做祕書，但凡“活絡”一點，也不至於此。吳隱之後來到廣州做刺史，也是“喝貪泉而不貪”，從而轉變了廣州一帶的官風。
在南朝時代做祕書的徐勉也是勤政清廉、慎用權力的典型。徐勉十分勤政，加之工作繁忙，往往要隔幾十天才能回家一次，連他家養的狗都不認識他了，每次見他回來都要狂吠。徐勉既感到好笑，又覺得無奈，感嘆道：“我死後，如果有人寫我的傳記，羣犬驚吠倒是件值得一記的事。”徐勉做了吏部尚書，掌握了官吏的任免大權之後，好多親戚故舊都跑來巴結，有的甚至直接伸手要官。對這些來人，徐勉告誡他們：“只談風月，不宜及公事。”徐勉一生十分清廉，一些人便勸他經營產業賺點錢，爲子孫後代着想。徐勉回答說：“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有能力，不用我給他們留也能致富；子孫若無能，我給留下再多的錢財都沒用。徐勉把人格風範傳給子女，這對今天某些不知教子、只知斂財的官員是有所啓示的。
孔光、吳隱之、徐勉等人做祕書期間，雖手握大權但不濫權，不僅履行了職責，還能“出淤泥而不染”，贏得生前身後之名，其境界是那些抱着“權力不用，過期作廢”心態的官員遠不能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