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整個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戰史的人士都會注意到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這就是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海軍，在整個甲午戰爭歷次海戰中的表現不僅大失水準，令戰前對它寄予厚望的全國上下大大失望;而且，在整個戰爭的歷次海戰當中，這支艦隊的高級軍官中真正像“經遠”艦管帶林永升、“致遠”艦管帶鄧世昌、“超勇”艦管帶黃建勳、“揚威”艦管帶林履中那樣戰死在海上戰場的將領雖不乏其人，但相當一部分人都是在威海衛軍港被日本海陸軍包圍以後，才迫不得已地選擇了“自殺”的方式，作爲對這個國家、這隻艦隊和自己的一個最終的交代。
而且，倘若從這些北洋海軍高級軍官的自裁方式進一步深究下去的話，則顯然可以“窺一斑而見全豹”，從而開掘出這支貌似強大的現代化海軍的背後所隱藏的各種不那麼陽光的東西。
首先，北洋海軍的高級將官們既然會選擇吞食鴉片的辦法自殺，則似乎可以推論此物在北洋海軍的官兵中並不罕見。至於軍中官兵的手中爲什麼有這麼多的鴉片?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解釋：往好裏說，可能是爲了治療疾病。大家都知道，適量的鴉片能緩解疼痛，因此，用鴉片治療一些病痛，這在中國民間也是有其悠久傳統的。北洋海軍的官兵常年在外洋之上顛簸，難免不有個頭痛腦熱，用鴉片治療疾病，也在情理之中。
而往壞裏說呢，恐怕就只能被解釋成用來“吸食”了。按照歐洲海上列強的海軍標準建立起來的現代化的北洋海軍的將領裏面，有相當一部分都是在英國等國家留過學、喝過洋墨水的精英人物。在這些人裏面竟然存在着許多喜好吸食鴉片的“癮君子”，這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好理解，但仔細研究卻也極爲“正常”。因爲只要不是極端護短的話，我們就應該承認，吸食鴉片的嗜好原本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一大“發明”。而且，根據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先生的觀點，中國人嗜好鴉片、把鴉片改造成吸食之用的歷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明朝的萬曆年間。有資料表明，堂堂的萬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鴉片皇帝”。這個傢伙在朝48年，竟然因爲吸食鴉片而長期不上朝理政，終使國是日非，江河日下。由於中國人中存在着數量龐大的“癮君子”人羣，以至於讓後來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瞄準了這個“商機”，於是大批量地將鴉片輸入到中國境內，並由此而引發了那場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鴉片戰爭。
北洋海軍成軍於1888年，此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也纔不過40多年的時間。而且，由於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並沒有起到將鴉片完全禁絕的作用，因此，艦隊官兵中仍然存在許多“癮君子”並不奇怪。
這方面的一個重要例證是，當日本人從陸上和海上包圍了威海衛軍港之後，擔任“廣甲”艦(此艦原屬廣東水師，在黃海大海戰中有臨陣逃跑的惡劣記錄)管輪的盧毓英和“定遠”艦槍炮大副沈壽堃，因爲害怕軍港一旦被日本人佔領而受辱，趕緊匆忙上岸，在街上花一枚洋錢買回了二錢煙土，準備到時以此物自裁。但是，當兩個人把煙土買了回來之後，眼看着饞人的煙土，兩人旋即又改變了注意，決定還是先把煙土抽掉再說。於是，哪管什麼強敵在側，覆滅在即，兩人就這麼在艦上噴雲吐霧，做起“活神仙”來，端的是一種“世紀末”的做派。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盧、沈此事載於當事人盧毓英自己寫的《盧氏甲午前後雜記》中，應當不存在誇大和造謠之嫌。
而從盧氏自己的這段“自白”中，我們也隱隱地可以看到如下兩點容易被人所忽略的信息。
一、當年，在威海衛軍港周圍的市場上是能夠很容易地買到鴉片煙的，而且還可以用“洋錢”買到。那麼，究竟是什麼人會用“洋錢”賣鴉片呢?答案肯定不是那些古樸憨厚的膠東百姓，而只能是那些見多識廣，經常在亞洲各地四處遊弋的北洋海軍的官兵們。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當時北洋海軍官兵的吸食鴉片可能並不是什麼祕密。否則，就無法解釋爲什麼在堂堂的提督大人丁汝昌的眼皮子底下，會存在這麼一個公開的鴉片交易市場。
二、盧、沈二人能夠想到用鴉片自裁，一定是對鴉片的屬性極爲熟悉。否則，對於一個根本不熟悉鴉片的人來說，即使讓他想破了天，恐怕也不會想到這樣的自裁辦法。於此可證，這兩個人平日大概就是地道的“癮君子”，也只有“癮君子”才能在購買回鴉片後，被髮作的毒癮衝昏了頭腦，而把本來用於自殺的鴉片吸掉拉倒。這兩個“大活寶”是如此，以此類推，包括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內的一些靠吞食鴉片自殺的北洋海軍將官的情況，大體上也應該是如此。像這樣一支高級將領中滿是“癮君子”、動輒就要抽上一口“過把癮”的艦隊，即令是艦船等硬件再先進，實際上，也是不會有什麼真正的戰鬥力的，必然會像其締造者李鴻章在事後所總結的那樣只是一隻“紙糊的老虎”，一旦遇到日本這樣強大的對手，就只能在威海衛軍港束手投降。這結果看似無情，實則是有着很大的必然性。
撇開“鴉片”這個因素不談，即使是就事論事，北洋海軍某些將領的自殺，事實上也是極不負責的自私行爲。自然，對於軍人來說，光榮的“戰敗自殺”是必須在“戰鬥”之後、力竭之後而採取的一種不得已的舉動。軍人大凡真的有種，真的想爲國家利益貢獻出生命，其死亡的地方應該是在戰場上，而不是在後方的營壘中。倘以這個更爲苛刻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那麼完全可以說，北洋海軍這些將領的自裁行爲，顯然和“英勇”、“壯烈”等境界還是有着微妙的差別，更多的恐怕只是被逼無奈之下的“不得不如此”而已。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北洋海軍在威海衛的覆滅並非是“力竭”之後的結果。經過1894年9月17日午後的黃海大對決之後，北洋海軍雖然損失慘重，喪失五艦，但是艦隊的主力艦、令日本人聞之色變的鐵甲戰艦“定遠”和“鎮遠”仍然巋然不動，戰鬥力依然強勁。而與此同時，日本的聯合艦隊並沒有撈着太大的便宜，艦船也是損傷嚴重，實力大減。所以，唐德剛等歷史學家才說這場海上大戰中日雙方其實是打成了平手。因此，對北洋海軍來說，此時正宜立即整合剩下的有生力量，抓緊時間修理好受傷的戰艦，主動尋找機會與日本的聯合艦隊決一雌雄。
像丁汝昌之流的官場老手是不會不清楚自己在兵敗之後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局的。既然橫豎是死，那麼與其像方伯謙那樣在大庭廣衆之下被一刀梟首，還不如由自己先行了斷來得穩妥和痛快。更何況是依靠吞食鴉片這種慢性自殺的方式呢!所以，對於北洋海軍裏像丁汝昌這樣的指揮官來說，他們的選擇自殺和通常意義上的軍人自殺還是有着本質的區別的。說得難聽一點，也就是通常說的“畏罪自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