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棟告訴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我原來打算留給自己的子女，教育後人不要忘記中華民族歷史上最爲慘痛的一頁。今天，我把這些歷史的鐵證捐贈給建川博物館，留給我們這個民族。”
1932年8月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的王國棟，自言當了14年的亡國奴。對日寇侵華的罪惡歷史有着切膚之痛，而今他最不滿的是日本個別極右分子總想篡改日本侵華歷史。
他捐贈的紀念章系用鉛銀合金製成，圓形，重103克，直徑5.3釐米，由於圖案有凸出部分，厚度爲0.3至0.9釐米。紀念章正面的凸形圖案是一個全副武裝、持三八槍做衝鋒狀的日本軍人，日本軍人腳下是一個倒下的中國軍人的屍體，其鋼盔、大刀片的裝束與“盧溝橋事變”發生時，駐守宛平縣城的29路軍戰士的裝束特徵相符。
紀念章背面的圖案也是凸出的：圓周邊上是用8顆重型炸彈圍成的圓形圖案，上方是一架雙翼的重型轟炸機，轟炸機下方是華北地形圖。從圖中可以看出長城和平綏、平漢兩條鐵路線，並且清晰地標有天津、北平、滄州、保定、張家口、大同等地名。鐵路沿線上分佈着諸多小型炸彈正在爆炸的圖案。背面右側刻有“支那事變記念”和“昭和十二年”的字樣。“昭和十二年”正是1937年，而當時日本文字中也正是採用“記念”的寫法。初步推斷，紀念章是在1937年7月7日到10月2日間，日本侵略者鑄造後發給參戰軍官和士兵的，戰後一部分流失在中國。
王國棟回憶起兒時當亡國奴的歷史，悲憤難抑。“九·一八事變”近一年後，王國棟降生在僞滿洲國這一日本人控制的區域裏，這個家中的“老疙瘩”(東北方言，家中最小的孩子)打從記事起的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父親突然失蹤了。幾個月後被折磨得不成人樣的父親回到家，摟着小國棟失聲痛哭。原來，日本關東軍在山上的一座給養倉庫有一天失火了，日本人懷疑是在附近作業的林業工人私通東北抗日聯軍乾的，於是把當林業工人的王國棟的父親抓走拷問，用盡了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
另一件給王國棟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是，比他大20歲的哥哥的一臺五燈管收音機，能收短波頻道，在當時，這要是被日本人發現了，是要掉腦袋的事。而正是這個藏在大哥牀下的五燈管收音機，和大哥從收音機裏聽到的消息及與父親的交談中，小國棟才隱隱約約知道自己是中國人。而在當時，像他這樣7—8歲年紀的小孩都認爲自己是“滿洲國”人。
亡國奴式的教育流毒之深，讓王國棟教授回憶起來痛苦不堪。他說，當時僞滿洲國的教科書，封面上寫着國語漢字，打開後全是日文。從上小學開始，最重要的課程便是一日一語，就是每天要學會說一句日本話。當天別的課程完不成，關係不大，要是一日一語背不下來，那日本人就要拿着像“你們採訪機那麼寬”的木板，叫班長來打你的手掌，班長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那日本老師就叫你拿板子打班長，直到把手打腫了纔算完。
每天，中國學生還要背日本天皇詔書，直到現在，王國棟還能流利地背誦，並當着記者的面嘰裏呱啦來了一段，大意是“國民應當效忠天皇……”，因而，當時絕大多數的學生只知道自己是僞滿洲國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可見日本推行亡國奴式教育的險惡用心。
體育課，實際上是軍訓課。爲了培養學生的武士道精神，課程內容就是日本的《步兵操典》。上課時，日本教官頭戴鋼盔，腳穿馬靴，掛着戰刀，完全是一副要上戰場的模樣。立正訓練時，雙腿要繃直，教官用馬靴踢學生的腿彎，如果能屹立不動，就算過關，如果腿一彎，就要招來一頓暴打。王國棟爲此沒少捱打。音樂課則灌輸了不少諸如“王道樂土”、“大東亞戰爭爆發了”、“愛馬進軍歌”等日本軍國主義的歌曲。王國棟說，這些歌有很多他還能唱，印象抹都抹不掉，可見亡國奴式的教育流毒之深。
1952年，王國棟從東北人民大學(即現在的吉林大學)畢業分配到當時的中央工業部工作。1954年的一天，他逛北京琉璃廠古玩店，在那裏發現了一枚“支那事變紀念”章。在之後的57年中，王國棟陸續收藏了5枚“支那事變紀念”章，並捐贈給建川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