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鴻書，1921年生，遼寧省開原縣人。
1938年考入奉天礦工技術院（奉天工業大學）。在校期間，曾自發組織反滿抗日活動，1941年加入共產黨領導的地下組織——抗聯北滿執委部85組。1941年末被捕並被判爲“思想犯”。被假釋後，奔赴抗戰一線。抗日戰爭結束後，隨新四軍回東北，從事教學和教育行政工作，1994年離休。
參與學潮抵制“日滿親善”
董鴻書就讀的是僞滿“國立大學”奉天礦工院，它的教師、助教全是日本人，同學90%也是日本學生，僅有少量的中國學生。
1939年，一次學潮使董鴻書對中國學生的勇氣留下了深刻印象：學潮目的是學校改名、改戴大學的四角帽，把學監等人扣押起來，最後叫日籍校長在深夜給予答覆。在最後攤牌會上，中國學生巴世信、宗紹庸、高琦、姚宏濤、葉青林等發了言，指出中日學生待遇不平等，爲什麼在同一個食堂，日本人吃大米，中國學生吃高粱米？學潮過後，學校改名爲奉天工業大學，學生戴四角帽，中國學生也吃大米了……
學校當局規定，進食堂前要向日本天皇行大鞠躬禮，用餐前先用日語說：“感謝天皇，用餐了！”然後才能用餐。董鴻書總想不行這個“禮”，因此被日本學生監視，幾次受到訓斥。一天飯後，董鴻書被日本學生黑田拉進寢室毒打了一頓。第二天，董鴻書來到校長室向校長提出控訴和抗議，要求處理黑田。在日本法西斯統治下，控告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使他對“日滿親善”有了新的認識。
“七人組”學習新思想
董鴻書認識到，在日本刺刀統治下，幻想“工業救國”是不現實的。他在苦悶彷徨中開始尋找新的出路，開始閱讀一些文藝作品，把主要精力放在尋找“人生的出路”上。
一天夜裏，同學巴世信和董鴻書談心時指出，青年人應當看一些進步書刊。1939年下半年開始，董鴻書和身邊的進步同學逐步形成了“七人小組”，成員有姚宏濤、巴世信、董鴻書、葉青林、郭維治、班顯信、蘇爲典。小組最初活動是看進步書籍，學習、討論。日本帝國主義的奴役政策禁錮着人們的思想，進步書籍和理論書籍在當時都是禁書，一旦被日本人發現就成“思想犯”。同學們閱讀的進步書刊主要靠私下收集、高價購買，或從浪速通（現在的太原街）一家日本古書店偷來。書籍大概有幾百冊，並做分類：文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每本書第100頁上都記有分類號碼，爲蔽人耳目，多數都附了假皮。如《資本論》的外皮標爲商業原理等。
小組多在宿舍，也曾在體育場、北陵、砂山等地開討論會。在抗日問題上，小組成員是一致的，但在找國民黨還是找共產黨、中國向何處去等問題上，最初大家意見不一致。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討論，到1940年，小組成員達成找共產黨、反滿抗日的共識。此時，在董鴻書的心裏，自己已是一名共產黨人了。
參加“抗聯”地下工作
1941年9月的一天，下午兩點鐘，董鴻書和巴世信、姚宏濤在南市場南滿醫科大學校外宿舍的一個寢室，祕密見到抗日聯軍三路軍北滿執委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史步雲。
史步雲向他們講了國際反法西斯鬥爭形勢和許多必須堅持抗日的道理後，說：“……我和你們一樣，堅決反滿抗日，不管共產黨也好，國民黨也好，只要是抗日的，就要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是我的現實主張！”史步雲的話對董鴻書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可惜的是，1943年3月3日，史步雲被日本人判處絞刑而犧牲。
從那以後，董鴻書便真正成了抗聯的地下工作者，擔負起聯繫進步人士、宣傳抗日主張的使命。在一次夜晚會議後，小組成員約定在午夜12點集合於教學樓二樓的一個大教室，分頭帶去複寫紙、筆、蠟燭、手巾，和掩蓋燭光用的紙和黑布。聯絡員巴世信守在一樓，有人來時，他就用日文唱歌，告訴大家“有情況”。
那是董鴻書一生中也不能忘懷的一個不眠之夜！
當天午夜，幾個人悄悄溜出宿舍，集合於二樓大教室，按預定計劃進行閱讀、學習和複寫。“毛澤東同志那篇論新階段的報告是用毛邊紙複印的，已有些發黃。”這是董鴻書們第一次看到的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鬥爭實際相結合的重要報告。大家複寫幾份，方便互相傳閱。後來他們便以這個文件精神作爲宣傳抗日、團結羣衆的武器。董鴻書曾把這個複寫文件先後傳給一些愛國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帝國主義加強對抗日活動的鎮壓，不時傳來有愛國人士被捕的消息。12月下旬，按着巴世信與抗聯執委部約定的暗語：“兄已住院，請注意身體。”這說明有同志被捕，他們要馬上停止一切活動，把校內書籍、信件疏散到幾個隱蔽點，回家待命。董鴻書也帶着十幾本書回到開原老家。 12月31日深夜，日本特務突然闖入，董鴻書在家中被捕。
在獄中，日本人對董鴻書嚴加審訊，打耳光、夾手指、木棍打背、菸頭燙臉，甚至灌涼水，逼其供出同夥。但他都堅強地挺了過來。大約半年後，董鴻書被假釋。隨後，他奔赴祖國內地，走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戰場……
